回去
1
妈妈走之前一年，有一天，她身体虚弱。她把我叫到床边，对我说：“妈妈很可能快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阿公阿婆。”
“不会的，不会的。”我摇头，不看她。
她说：“你得接受它。”
一年以后，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分钟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她身边。我握住她右手，爸爸握住她左手。我目视她的呼吸一点点黯淡。人在弥留之际，意识已经消失，灵魂飞向天际，唤不醒了。我跟她说家常话，说往昔快乐的日子。她没有反应。我知道，为时已晚。可我还有承诺没有讲。
我俯身告诉她：“妈妈，我向你保证，我一定照顾好自己，照顾好阿公阿婆和爸爸，对他们好。”
那个瞬间，神启般的，她动了嘴唇——我知道，那是妈妈在答应我。我接着告诉她：“妈妈，我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活下去！”我清楚，妈妈平日里，最害怕我做人、行文过激。“你知道为什么你叫中伦吗？”她总告诉我，“‘言中伦，行中虑。’所以，说话之前，要先想好。”“知道啦。”我搪塞她。她摸我的头，说，“有一天，你会理解的。”
我多想告诉她，我理解了。我希望她走得安详，不留遗憾。然而这次，妈妈没有应答。她像之前的两个小时那样，缓慢、深沉地呼吸。而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明白。
我告诉她：“妈妈，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
就在说完的时候，我看到她流泪了。一滴而已，没有颜色，很快飘散。没人注意，可我看到了。她哭了。几分钟后，她停止了呼吸。
2
我会说，妈妈的眼泪，是一个奇迹。在古希腊的基督教传统里，见证奇迹的人，亦是殉道者，是有神性的。我不信神。可我相信，这是生命延续，是妈妈留下的启示。如此，我知道，茫茫一生，我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通常的寓言故事里，从此我发愤图强，在一句无关紧要的过渡语之后，找到了人生真谛。那当然是异想天开。妈妈走后一个月，我在Pomona入学，和几个素昧平生的同级生一起，去南加州的山上开学旅行。夜里，我们把睡袋搬到半山腰上，看银河斗转星移。他们互相诉说着新鲜的秘密，那么真诚而快乐，让我的悲伤无处躲藏。星辰的漂泊是那么清晰可见，地球的自转像秒针般准确无情，我知道，一切都无从逆转了。
独处的时候，我坐在山坡上，把想对妈妈说的话写在撕掉的纸上。写完以后，把它丢进傍晚的篝火里。
“你在做什么？”一个拉丁女孩问我。
“烧纸。”
“为什么要烧？”她不明白。因为在他们的传统里，火焰无法连同阴阳。然而她的疑惑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也许都是自作多情。时间在宇宙的齿轮下一往无前，而我还活在追忆里刻舟求剑。
“因为好玩。”我告诉她。在她继续提问之前我笑了，笑得那么欢愉、无所顾忌。像是在开一个玩笑，一个糟糕、滑稽、让她无从回答的玩笑。
我曾希望能得到妈妈的回信。根据迷信的说法，它应当出现在梦中。那时妈妈穿着华丽的衣服，像云彩那样姗姗而来。从没有过。从未发生。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是个调皮孩子，一个怠于思索的不可知论者。这样的人如何得到眷顾？既没有寻根究底的不屈，也缺乏向信仰里纵身一跃的勇气。随之以拙劣的自嘲来延缓烦忧，像喝下一罐罐便宜却有毒的烈酒。
“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我写在纸条上，“可我并不知道那是谁。”
3
在许多夜晚，我睡不着。关灯之前，我把床上的饮料罐头扔向门口的垃圾桶，多数时候，扔不准。它们弹出来，黑色的液体洒在地上，像发霉的血。
“管他呢。反正我是破碎的人。”
夜深的时候，我看视频或者电视剧，翻来覆去，打发时间。我尤其爱看折纸教学。我并不会折纸，但看着视频里女人的心灵手巧，却往往沉溺不自知，仿佛其中有某种母性的东西，平时寻而不得。往往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沉沉醒来。加州的阳光从百叶窗里爬进来，摊在地上，像寄宿学校里蚊帐上的臭虫。我坐起来，给教授发邮件，“今天我感冒了，头昏啊，所以没来上课”。
教授从未戳穿我。有些，甚至还挺喜欢我，因为我常去找他们聊天。在大学里我成绩并不差，当然，也没有多好，但没有差到可以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地步。课余的时候，我去球馆打篮球。站在三分线外，把球抛给矫健的黑人同学，他扣篮得手。
“好球！”我过去和他击掌。
“伙计，你传得也不错。”他朝我笑笑。
是这种平庸让我尴尬。走在学校里，像一具驼背的干尸，左顾右盼，打招呼或强颜欢笑，一生就这样过去。在朋友来房间玩儿的时候，我故意把高中时写的书放在架子上。他们装模作样翻阅我书架的时候，会意料之中地大惊小怪，“哇，这是你写的！”
“嗯，小时候写的。”
“高中时候就写书啦！”
“随便写写的，小孩子，幼稚得很。”
“快，知识分子，签名送我。”
你来我往的奉承游戏，容易造成错觉，仿佛自己是重要的，或者曾经重要过。我在扉页上给他们签下自己的名字。“你为什么叫中伦？”他们问我。“《论语》里的。‘言中伦，行中虑。’”我告诉他们。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再从箱子里拆一本新的，放到书架上去。有时看着它，我会想起高中时肆无忌惮的日子，看书，写自以为深刻的文章。可我会说，那是好日子，单纯，澄澈，不会更好了。我想起，每当我写完文章之后，妈妈总会翻来覆去地读。她还告诉我，“不要越线，不要妄议政治”。我想起她哼着的《女人花》。那是在一条小巷，黑夜里，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我怎么又想起她了。
一天，埃里克森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教我“大陆哲学”。埃里克森教授二十四岁从耶鲁博士毕业，这是他在Pomona的第五十个年头。
“我看了你的考试和论文，中伦。”他说，“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以后从事哲学研究？”
“没啊。”
“我在这里教了五十年了。”他说，“我认为你身体里有一种才华。你要抓住它。”
4
2014年，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弗格森镇被警察误杀
。自此，种族平权运动又一次开始席卷美国，在巴尔的摩，愤怒的黑人们发生了暴动，烧了汽车，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户。在自由派思想盛行的Pomona，学校组织了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礼堂里，学生们都席地而坐。我进去的时候，大厅里熙熙攘攘，每隔一段时间，学生们就振臂欢呼。我看不清讲话的人，好像是一个黑人女性。她喊着：“为什么媒体只关注碎了的窗户，而不是碎了的脖子？”
那天晚上，游行结束以后，我遇到了小音，一个朋友，也来自中国。她说，“哈哈，砸得光荣，砸得高尚。全场掌声雷动，都觉得太有道理了，太伟大了。这就是Pomona教我们的。”
“砸东西不对。”我说。
“但他们为这句话鼓掌。他们为给打砸抢开脱的这句话鼓掌。”
“我没觉得，那是在说媒体的偏见吧。”
“呵呵，政治正确真是让我恶心。少数群体也真是闹够了，他们要的东西还不够多吗？”
“可我们自己在这里不也是少数群体吗？我们活得好好的，不是平白无故。”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她说，“Pomona就是一个气泡。我们都活在气泡里。但我们总有一天要走出去，要面对社会，你不可能一直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她说完便走了。我焦急告诉她，“这不代表社会是对的！”然而她并没有回头，而是步入黑暗中去。为什么她能轻而易举地适应黑暗？我抬头望着夜空，星辰让我想起开学旅行时漂泊的银河——宇宙是那么庞大、不可阻挡。那么，抵抗有什么意义？可恰恰是此刻，我想起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说的，“成功者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没有来由、无处可去的自信涌上心头。从这一刻起，我决心要做一个失败者。
自此以后，在学校里的生活，越发使我焦虑。身边的朋友，许多开始转变了。大学的前两年，我们讨论平等、再分配、资本的伪善，可如今要踏上社会，他们却变得越发模棱两可，甚至咄咄逼人。饭桌上，一个朋友在谈到资本时，对我循循善诱，“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太幼稚了。”他随即加重语气，“我告诉你，事实上，金融产业调配资本，把钱投到有价值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反问他，“是价值还是利润？”“你真的不懂！”他忽然面红耳赤，“那你怎么定义价值？你告诉我，你怎么定义价值？”
在大多数时候，我都无从争辩。我遇到许多人，聪明，深知辩论的技巧，可原则非但未曾引领生活，反而成了为欲望辩解的工具。仿佛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设智识的阶梯，而是替特权埋单。我想起和导师的聊天。他告诉我，他在面试委员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见到许多完美学生，完美的成绩，完美的研究背景。“然而，当我问‘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全都不知所措。”导师说着，身体向我倾来，“所以，你们在食堂普罗米修斯的壁画底下一日三餐地吃了四年，竟从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
办公室里，埃里克森教授问我，“所以，打算继续读哲学吗？哦对了，我下学期教海德格尔，希望你能来。”
“不来了。”我告诉他，“我打算休学一年。”
“做什么呢？”
“做一个理发师。”
我告诉他，在天窗下的一个夜晚，我想到去做一个理发师。我觉得，那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5
我最终没做成理发师，而是去了工厂，民宿，农村，庙宇。有时挤在深圳的胶囊旅馆，有时睡在西北的炕上。生活大多数时候无聊又枯燥，在奄奄一息的时刻，我就把有趣的事写下来。
许多人说，“啊，你在体验生活，好。”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我本来不属于这样的生活，而去刻意为之，为的是学会吃苦耐劳以便将来飞黄腾达。这里的潜台词是，理发师和工人们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你走进他们的生活，就像但丁走进炼狱。
在旅程里，我遇到很多人。大多是好的，也有疑心重重的，但从未遇见彻底的坏蛋。我遇见老人和孩子，他们大都比我出色，可命运并未留给他们许多选择。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辛勤工作，尽力去捕捉快乐瞬间。这是胜者的生活。
在工作的间隙，我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往往越是不幸的人，就越坦荡和真诚。很快我们便成为朋友——故事不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记忆，私密而精致。在交叉的个人叙述里，一个统治性的宏大叙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个个偶然、丰富却盘根错节的故事。而在他人的帮助下，在写作的迷宫里，我也开始直面时间与记忆。
我时常问自己，我在做自己想成为的人吗？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启示和谜题。我开始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有答案，或是说，很长时间内都不应被回答，因为降临的救赎是廉价的，是寻找的过程让它弥足珍贵。恍然大悟的好事，还是留给百家讲坛。
人们也问我，你成长了吗？你有哪些体会？这样的问题时常让我尴尬，仿佛成长和长个子一样，只是青春期的经验，从男孩到男人，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而之后的日子，无非是重复成年的责任和习惯。其实，我更希望他人发现，我没有多大改变，正如我并未偏离二十岁时想象的自己，那时我写道：
我想，写作是一种使命，一个孤身一人、自言自语的拾荒者的使命。就像西西弗斯命定的巨石一般，凛冽的寒风穿透着他的一生，而他就要抓住那些美妙而缥缈的瞬间，不让他们在皱纹占领自己之前随风而散。
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是个失败的抗争者。我很幸运，还从未沉沦于成功的假象。
- 迈克尔·布朗命案于2014年8月9日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事发时，十八岁的非裔美国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二十八岁的白人警员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射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