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毋庸置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这位如今声名大噪的德国思想家，这位被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誉为“最伟大、最渊博”的犹太批评家，已经进入了21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名人队伍。^[1]他那些打上了先锋烙印和原创风格的思想洞见如今往往见之于诸如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媒介、现代性、城市文化、视觉文化、大众文化等等众多的流行文献之中。然而，本雅明生前所经历的一切却如同一部辗转流离的戏剧，才华横溢却籍籍无名，著述丰富却少为人知。

1940年初秋，他在逃亡途中选择自杀，其挚友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将此视为希特勒给德国文学界造成的第一个真正损失。二战后，为了保护本雅明不被遗忘，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和犹太教神学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共同促成1955年德文两卷本《本雅明文集》（Benjamins Schriften）的出版以及其后1966年本雅明的书信选编。作为本雅明的终身挚友、思想继承人和研究先驱，阿多诺不仅最早致力于出版本雅明的著述，还为《本雅明文集》撰写了“导言”，其评论精辟独到、感人至深。在阿多诺看来，本雅明所有的思想能量所催生的迷人而耀眼的光晕让追随者们“感到如同圣诞节上客厅的大门被打开的顷刻之间，面对扑面而来的灯光灿烂而热泪盈眶的孩子；当最后召呼进屋时会发现，这是一种比直接看到的刺眼灯光更具摧毁力、更确切的灯光”^[2]。正是在这样具有摧毁力的灯光的启迪之下，阿多诺创作出了平生最重要的论著，即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最高点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的确，本雅明擅长让一切平常之物呈现出夺目耀眼的陌生化效果，这让穿梭在本雅明思想中的人们充满了奇遇，总是会有难以预料的意外收获。小本雅明五岁的肖勒姆，不仅仅是本雅明的莫逆之交和犹太教顾问，还撰写了关于本雅明的回忆录《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以及本雅明著述的阐释性文章。肖勒姆曾将其拓荒之作《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ajor Trends in JewishMysticism）题献给本雅明。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肖勒姆给予本雅明极高的评价：“我的终身挚友，他的天才兼具形而上学家的洞见、批判家的解释能力和学者的渊博。他在通往自由之路上死于西班牙的波堡。”^[3]没有这些在知识界声名显赫的朋友们的鼎力推荐，本雅明的智慧得到广泛的认可或许还要被推迟数十年。

在阿多诺和肖勒姆的共同努力下，本雅明的身后之名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姗姗来迟，并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蒸蒸日上。1961年，在德文两卷本《本雅明文集》的基础上，德文单卷本的“本雅明选集”以《启迪》（Illuminationen）为标题面世，引起了知识界和理论界的关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极负盛名的作品《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曾在60年代学生运动中影响巨大，在其中，马尔库塞分析了在单向度社会中坚持“大拒绝”战略即不接受一切既有的、现存的不合理状况的重要性。在该书的结尾，马尔库塞盛赞本雅明是一个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保持了这一原则的理论家，并引用了其《评歌德的亲和力》（Goethe's Elective Affinities）一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表达了由衷的敬意，“社会批判理论……不作许诺，不展示成功，它始终如一的是否定的。因此它要始终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在法西斯时代之初，瓦尔特·本雅明就写道：‘正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4]由此，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声称，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显著标志乃是“逐渐发现了瓦尔特·本雅明”^[5]。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60年代正是本雅明声名鹊起的时代。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本雅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1972年到1989年，罗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n）和赫尔曼·施威蓬豪依塞尔（Hermann Schweppenhäuser）携手编辑了七卷本的《本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同时将本雅明的翻译作品收录到三卷补卷中。从1995年到2000年，由克里斯托弗·哥德（Christoph Godde）与亨利·洛尼茨（Henri Lonitz）编辑的六卷本《本雅明书信全集》（Gesammelte Briefe）也陆续与人们见面。注释详尽的德文标准版《本雅明全集》和《本雅明书信全集》对本雅明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6]

本雅明在北美的“复兴”则离不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1968年，由阿伦特编辑并撰写导言的本雅明文选英文版《启迪》（Illuminations）出版，1981年，特里·伊格尔顿发表了第一本以本雅明为研究对象的英文专著《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判》（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这一切不仅极大提高了本雅明在英语世界中的知名度，也掀起了英语世界对本雅明的译介和研究的热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本雅明研究正是经由英语国家才被推向了巅峰。

与此同时，英语世界关于本雅明阐释的论战也逐渐拉开了序幕：他是世俗神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哲学家还是文学批评家？他是预言家还是空想家？本雅明在各种角色之间举棋不定的犹豫，在各种学说之间难以界定的暧昧，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犹太神学精妙结合起来所阐发的评论中所蕴藏的洞见，这一切，不仅使他成为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代表伊格尔顿和詹明信热爱和推崇的对象，也引起了许多才华横溢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gtag,1933—2004）、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等的极大兴趣。围绕本雅明出现了数不胜数、成果斐然的文本选集、研究专著、研究文集，其中在译介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从1996年到2003年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文集》（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五卷本，这套文本选集极大推动了英语世界的本雅明研究。1999年，当《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英文译本定稿问世之后，一股新的热潮将本雅明再次推向了众人关注的焦点。2002年之后，有关本雅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各个主题研究，具有了跨学科的性质，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不仅有《瓦尔特·本雅明研究系列丛书》——收录了本雅明与“浪漫主义”（2002）“艺术”（2005）“历史”（2005）“拱廊街”（2006）这四个专题相关的论文集，还有2010年鲁特莱斯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极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文集《本雅明与建筑》（Walter Benjamin and Architecture）。在此，国外对本雅明研究的深度、广度及资料积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近几年，在中国的人文科学话语中，本雅明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虽然还未达到“言必称本雅明”的地步，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如幽灵一般徘徊闪现在诸多研究领域。国人最初接触到本雅明的思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确切地说，20世纪80年代，张旭东先生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与本雅明有关的评论文章，由此，本雅明正式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在这期间，《读书》、《文学评论》、《文化：中国与世界》发表了一系列以介绍和评论本雅明为主的文章。与此同时，本雅明的代表性作品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进入了中国的文化阵地，其中就包括吸引了众多学人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历史哲学论纲》以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7]这些为本雅明在中国的接受奠定了最初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刘北成教授所撰写的传记《本雅明思想肖像》（1998），这也是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有关本雅明的著述，同时也有三部本雅明作品选《经验与贫乏》（1999）、《本雅明文选》（1999）和《作品与画像》（1999）相继问世。进入21世纪后，译介工作花团锦簇、硕果累累。众多与本雅明相关的作品以每年一部或者一部以上的数量进入了中国大陆，其中，本雅明的主要作品和文章的合集陆续与喜爱他的中国读者见面，有些深受中国读者青睐的作品如《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还同时出现了多个译本。与此同时，国外名家研究本雅明的专著、论文合集以及普及性的图绘本也进入中国，而国内围绕本雅明也开始出现了以救赎思想、消费文化、艺术理论、翻译主张等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和研究专著，前者如郭军的《语言与回归》（2001）、曹雷雨的《历史的观念》（2004），后者如秦露的《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2005）、于闽梅的《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2008）。其后有学者尝试把本雅明研究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如邢崇的《后现代视域下本雅明消费文化理论研究》（2009）、刘志的《政治诗学：本雅明思想的当代阐释》（2011），还有学者开始倾向于主题研究，这方面的例子有朱宁嘉的《艺术与救赎：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2009）、周晔的《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2011）。2012年，本雅明作品的早期译介人和研究者王才勇先生出版了《现代性批判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有关本雅明现代性理论的论著，此论著对本雅明思想内在的批判性题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

至此，本雅明研究已经成为了当今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热点，而他以文学蒙太奇的手法建构而成的批判范式也毫无疑问成为了众多学人的灵感源泉。或许，身后的名声远扬对于本雅明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思想家，然而却是一个卓尔不群的知识分子，一个以写作为生、以生命捍卫文化阵地的文人。对这样无可争议的知识分子而言，虽然注定了会在生前默默无闻，但却不至于在逝去之后湮没无闻于世。本雅明的声名远播自然离不开他众多具有启发性的原创思想，同时，他涉猎之广泛也让现在形形色色的理论倾向似乎都可以立足于他，从语言哲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到历史哲学，从德国悲悼剧、小说、波德莱尔的抒情诗到电影艺术，从犹太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他无以伦比的视野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考，影响着今天的知识面貌。但是，本书并不想充当万花筒的角色，而只是力图在文化领域这一范围内梳理本雅明独特的现代性理论脉络，讨论本雅明对现代性研究方法所作出的贡献。

现代性问题虽发轫于西方，但已经随着全球化进程成为了一种世界现象，成为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历史断代术语，现代性与现代有关。现在通常所说的现代意味着与中世纪为代表的过去的断裂，这次断裂彻底改变了历史的面貌，它所带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或者，按照波德莱尔的观点，是一个充斥着过渡、短暂、偶然的时代，这个紧随中世纪而来的时代就是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无论是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出现，还是以革命及独裁的方式进行，这一社会事实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各个层面都呈现出与中世纪迥然不同的风格和特征：政治上建立了基于自由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概念，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哲学上高度推崇理性主义，文化上全面肯定个人主义和世俗生活。由此，现代性又是这个时代的总体性特征。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一般来说，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标志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16世纪到18世纪，现代化进程进入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见证了神学、教会的衰微和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兴起，从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现代化进程进入第二个阶段，并在19世纪日臻完美，这一阶段是一个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进程被韦伯视为一个祛魅化和理性化的过程。

在心理学的层面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相关，它是处于现代空间的人对巨变的特定体验以及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立场，在这个空间中，人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对象，自身也参与了现代性主体的建构。事实上，现代性所激发的现代人的体验往往因为个体差异而千姿百态，基于不同体验所表达出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肯定现代性的人们对它的到来报以了最热烈的欢呼，否定现代性的人们对它的来临给予了最激烈的批判。在福柯那里，现代性被视为这样一种态度，即一种进步的信念、革新的冲动和发展的渴望，换言之，一种体现为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气质，这种现代性新奇的气质首先在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那里得到了表达。至此，现代性考察者们不断地就现代性的内涵争执不休，但也正是因此，现代性得以在冲突中展开它丰富多彩的叙事。^[8]

在众多的考察者当中，波德莱尔最早引入了“现代性”这个概念，他不仅看到了现代生活中过渡、短暂、瞬间的美，还看到了现代生活中贫穷、凄惨、罪恶的美，从而打开了通向现代性的第一扇窗户。自波德莱尔开始，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探寻着现代性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性的面孔只有依赖其考察者的特殊目光和体验才得以现身于众人之前。

如果说，波德莱尔从美的辩证法中发现了现代生活的特性，那么，西美尔（George Simmel,1858—1918）则是从都市精神生活的辩证法中发现了现代生活的品质。西美尔从货币出发，将都市精神生活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表征，关注身处其中的现代人所发生的心理变化。在西美尔看来，“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9]。同货币经济的这种两面性一样，都市生活所锻造的现代人的个性也保留了两面性，这种个性不仅让18世纪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广为流传，也让19世纪所推崇的卓尔不凡的品格深入人心。都市，成为了现代人精神生活中个性的泯灭和创造、消失与生长的场所，“一方面，个体生活变得极为简单，刺激、利益、时间与意识从各个方面提供给个体利用，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之中，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然而，另一方面，生活越来越多地由这些无个性特点的内容和事物组成，它们往往会取代真正的个性特点和对抗性的特质”。^[10]

当西美尔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两面性——普遍性与个性——表示宽容和理解的时候，路易·沃斯（Louis Wirth,1897—1952）却无法面对令现代人个性消失和人性沦落的大都市。从都市社会关系出发，沃斯发现“城市人之间的接触可能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接触是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因此我们也容易理解常加给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老于世故、刻板机械”。^[11]由此，都市生活让身处其中的个人倍感孤独和沮丧。因目睹了现代都市的黑暗，沃斯在他的字里行间传达出了对于乡村田园生活的无比眷恋。

如果说，沃斯的现代性是植根于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之上，那么，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现代性则来源于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分离。韦伯从理性出发，勾勒了一个充满制度和秩序的社会。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理性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从一个弥漫着神秘色彩的宗教社会进入到了一个闪耀着理性光芒的世俗社会，被包裹在理性光芒之中的，无论是圣徒个人，还是资本主义企业，都充满了目的性、计划性和规范性。然而，正是这样的理性精神和理性气质产生了特有的高效率，当这种理性精神和气质渗透到国家当中，就产生了现代社会规模巨大、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这一系统已经“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君临人类之巨大且终究无以从其中逃脱的力量”，对此，韦伯充满了困惑，不禁感慨，在这个由理性和制度所打造的铁笼社会，栖身其中的现代人无可逃脱，只有在其边缘之地才拥有一席可以保留个人日常经验的小天地。^[12]

同韦伯一样，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也在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也将资本主义的出现视为现代社会的开端。然而，不同于韦伯的是，马克思对理性毫无兴趣。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现象。一方面，他承认作为现代社会开端的资本主义诞生的革命意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用民主、自由、平等、金钱、利己主义价值观代替了专制、独裁、等级、特权、封建宗法价值观的社会，一个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全新的物质世界和城市繁荣的阶段，一个“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快速变化、动荡起伏的时代^[13]；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看到了它不可能永恒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看到了植根于金钱法则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风暴已然成为了给整个商品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恶魔——这个恶魔不仅造成了人的价值的沦丧也孕育并锻造了要颠覆它的革命力量。由此，马克思乐观地看到了现代性的辩证运动最终的、必然的、嘲弄性的会转而反对并毁灭其原初推动者的巨大反讽。

同韦伯和马克思一样，桑巴特（Wemer Sombart,1863—1941）也试图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描述，然而，在韦伯发现节俭和禁欲的地方，他看到了奢侈和享乐，在马克思发现生产的地方，他看到了消费。由此，桑巴特从奢侈和消费出发，将我们引入了过去社会体系的隐蔽部分，当爱情被世俗化之后，“关于女人和对女人的爱的纯粹享乐主义审美观”逐渐形成，自由情爱成为了社会的时尚，伴随这一时尚出现了一个新的妇女阶层：宫廷情妇、情人等，这种情欲动力激发了社会的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气。这种奢侈行为，换言之，这种“超出任何必要开支的花费”行为极大影响了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奢侈品工业成就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促成了生产的规模化和理性化，而奢侈品消费的关键作用则在于奢侈品工业能够得到投资。因而，桑巴特指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14]。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从耗费出发，呼应了桑巴特的奢侈，耗费是中世纪封建贵族的一种基本消费模式，消费不是为了生产，而是遵循一种“缺失原则，也即无条件性的耗费原则”，这种非理性的缺失和花费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被断然地放弃，理性消费成为了现代社会经济行为的特征，巴塔耶心目中的现代性就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此，他无比厌恶且耿耿于怀。^[15]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目光则越过了理性，越过了商品，越过了奢侈，投向权力，或者说，福柯从权力出发，考察了16世纪至18世纪的古典社会和19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的差异。在他看来，现代性可以被还原为庞大的牢狱社会，规训是现代社会权力技术的核心，这种规训权力不再是否定、压制、排斥和消灭，而是肯定、激励、改造和产出，权力不仅“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还制造出一个个有用的、驯服的、训练有素的现代个体以及关于这个个体的所有知识。^[16]

这些杰出的考察者对现代性概念多重而丰富的解读不仅打开了通向现代性研究一个又一个的窗口，也让现代性研究成为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学术之源。在这之中，本雅明是极为罕见、卓尔不凡的一位，他是唯一一位用形象研究现代性的考察者。在他看来，现代性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断堆积垃圾、废墟的进程，而对这个废墟社会的观察、体验以及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的态度，本雅明借助了“游荡者”这一经典的人物形象，利用游荡者在城市的经历来表征历史、介入现实，这是本雅明的独创之处。^[17]虽然本雅明对于现代性所持有的“碎片”、“废墟”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他利用游荡者这一人物形象来研究现代性的独特性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西方学界关于本雅明研究的专著大多集中在对他的哲学思想诸如与犹太教神秘主义息息相关的历史哲学或者与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艺术理论、文学理论、城市理论、文化批判的层面上。有关本雅明现代性研究的成果虽极为丰富，但多以论文形式出现，散落在众多论文选集之中。在研究本雅明现代性的著述中，代表性作品如霍华德·凯吉尔（Howard Caygill）于1997年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色彩经验》（Walter Benjamin:The Colour of Experience）分析了本雅明经验概念的演变，从视觉角度，尤其是色彩的角度研究了本雅明的现代性问题，凯吉尔批判性地指出，本雅明从现代性的经验中所获得的是一种立场的选择：要么转向法西斯，要么转向共产主义。此外，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的著作《现代性的碎片》（Fragments of Modernity）在第四章考察了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方法。弗里斯比认为，本雅明对于现代性以及现代生活体验的探索，是以社会现实的表面碎片为出发点开始的。“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将在现代性史前史中找到起源，其中一个主要的落点是19世纪早期巴黎人的拱廊街。……然而，最重要的是，波德莱尔作品在拱廊街计划中的中心地位，正是它是本雅明洞悉19世纪现代性世界的一个关键的源头。”^[18]2010年，斯蒂芬·波尔斯基（Stephanie Polsky）的《瓦尔特·本雅明的征程：现代性的毁灭之旅》（Walter Benjamin's Transit:A Destructive Tour ofModernity）另辟蹊径从后现代哲学视角对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精彩的阐释。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对于本雅明的现代性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进。另外，由凯斯·泰斯特（Keith Tester）主编的论文集《游荡者》（The flâneur）收录了由多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所撰写的有关“游荡者”和“游荡”来源的历史的研究文章，此专辑对游荡者的研究、对本雅明现代性理论的研究和文化研究是一个杰出的贡献。但是，经过大量的调研，笔者还尚未发现以游荡者为切入点关注其现代性理论的专著。在中国，围绕本雅明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数量也极为有限，研究主题注重的是其救赎思想、批判思想、文学理论、消费文化和艺术理论。

就此而言，从游荡者角度去探讨本雅明研究现代性的方法，在理论研究上开启了一个新颖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对目前如火如荼的现代性研究以及本雅明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有利于促使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者们思考如何利用形象作为有效的批判方式对当下现实进行准确的把握，还提供了一个旨在促使国内学界重视西方文化理论家研究方法和概念创新的参照系。

从现实意义来看，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了今天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现象。在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卷入现代性之中，获得了真切而感性的现代性经验。对于这种经验，我们只需看看身边建筑物的变化就够了，无论是在沿海地带的大都市，还是在西部地区的小县城，一座座楼盘拔地而起，又在转瞬之间被夷为平地，对于城市或者是县城的居民而言，“没有确定的标志，没有意欲永远出现的场景，没有可以断言自己‘永远如此，决不改变’的事物”。^[19]行走在变化中的街道上，不论是短暂停留的旅客，还是许久未曾归家的游子，似乎很难分清哪里是正在兴建的建筑，哪里是已被弃置的废墟，两者似乎永远同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成为了本雅明的“同时代人”。对于现代性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人们不可能视若无睹，对于这一正在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事实，人们更加不可能无动于衷。面对理性化、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当主流社会为现代性的辉煌成就欢呼雀跃时，本雅明却视之为现代性的幻想和历史的单行道。这种隐含着对当下社会现实否定性评判的立场为人类进行自我反思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参照系。由此，探讨游荡者在本雅明现代性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本雅明式”形象化展示历史、展示现代性的背后根源和思考理路不仅有助于我们体验现代性、理解现代性、反思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和现代生活日常经验，也为我们当前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外在形式上看，本书首先是学术个案研究，即对本雅明笔下与现代性相关作品的研究。它将把各个作品放置到现代性的语境中，去解释相关文本所包含的现代性信息和方法论示范，强调本雅明对现代性研究方法的独特贡献。通过汇聚众多作品，本书将把本雅明有关现代主义的矛盾态度还原到他的多重视域诸如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神学中来理解，由此揭示其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城市生活以及以游荡者为代表的城市现代人的批判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从内在关怀上讲，本书亦是一个问题研究，它梳理了本雅明视域中游荡者的历史，分析了游荡者如何通过自身在城市的经历去表征现代性“废墟化”进程以及游荡者对现代性进程进行了怎样的反思和批判，或者说，它尝试把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置于游荡者、城市和现代性的关系中进行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游荡者作为现代都市文化意象经历了怎样的意义变迁，他与城市生活的兴起、发展构成怎样的互动关系，他又如何表征现代性经验，这些问题是本书最基本的问题视域。

综上所述，本书将围绕本雅明现代性研究的历史背景、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展开论述。具体而言，本书将把本雅明的作品放到现代化进程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通过考察他本人所处的历史、社会和理论语境，揭示其批判现代性的背后根源，凸显其利用城市中的游荡者这一人物形象表征历史的研究方法，从而为现代性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分为前言（第1章）、本论4章及结论（第6章）共6个部分。

第1章为前言，对全书内容作简要介绍。

第2章将对本雅明视域中的现代性作出概括。通过回顾本雅明笔下与现代性相关的多部作品，本章将追踪他对于现代性问题进行思考的轨迹。重点分析本雅明在什么样的思想状况和生活背景下谈到了游荡者的问题，或者说，游荡者是如何出现在本雅明的视域之中。

第3章将梳理游荡者所经历的从爱伦·坡、波德莱尔到本雅明的历史发展和概念变迁，详尽地阐述这三人笔下游荡者的特征以及他们对该术语的不同理解。本章的重点在于探讨游荡者如何在本雅明这里得到最为精彩的运用，并由此获得了最为明显的现代特质。

第4章将探讨本雅明视域中巴黎城里的游荡者。本章以本雅明有关城市的相关作品为基础，从两个方面聚焦于19世纪的巴黎：其一，以巴黎城市改建为经线，考察游荡者的产生、发展和消失；其二，以巴黎改建的每一个阶段为纬线，分析游荡者与其中重要主题之间的联系。本章的重点在于作为城市土生子的游荡者，他的命运如何体现了巴黎现代化的真正含义。

第5章将探讨游荡者在什么意义上和现代性发生了关联。在本雅明这里，作为一个术语的游荡者经历了从“都市漫步者”到“现代生活的英雄”这样一个意义上的深刻变化，并最终成为了一个辩证意象，本章将从这个意象的视觉、姿态和风格分析他与现代性的关系。本章的重点在于游荡者与其游荡的实践具有什么样的革命性启示意义。

第6章结论部分对本雅明的现代性研究方法作出了评述。通过将本雅明同波德莱尔、马克思这两位对他有重要影响的现代性理论家进行比较，梳理其异同，该部分对本雅明独特的现代性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并以此确定了形象表征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于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启迪。

[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页 。

[2] 阿多诺：《本雅明<文集>导言》，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

[3] G.G.Scholem:《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涂笑非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Scholem所对应的中文译文有肖勒姆，舒勒姆，朔勒姆，在本书中统一使用肖勒姆 。

[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译文参照英文（Herbert,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261.）略有改动 。

[5]Eagleton,Terry.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London:NLB,1981.3.

[6] 参见斯文·克拉默：《本雅明》，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

[7] 参见张旭东：“中译本代序”，汉娜·阿伦特编：《 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

[8]此处有关现代性的观点参考了以下著作：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斌、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汪民安：《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9]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

[10]Simmel,Georg.Simmel on Culture:Selected Writings.Eds.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184.本书中涉及到有关《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的翻译参考了费勇先生的译本，详见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费勇译，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647页 。

[11] 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陶家俊译，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6页 。

[12]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XII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页 。

[14]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79、215页 。

[15] 乔治·巴塔耶：《 耗费的观念》，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 乔治·巴塔耶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

[16]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8页 。

[17] Flâneur所对应的中文译文有“浪荡子”“游荡者”“都市漫步者”“闲逛者”“游手好闲者”。本文在一般情况下将其翻译成“游荡者”，在涉及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根据上下文，将其译为“浪荡子”或者“游荡者”，其理由可用本雅明摘自儒贝尔（Joseph Joubert,1754—1824）的一段引语来说明，“但凡漂亮的表达都不止只有一个意思。当一种漂亮的表达所说出的意义比作者本人的更精彩时，就应该被采用”（N16.2）。

[18]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9页 。

[19]Benjamin,Walter.“Naples.”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Trans.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London:NLB,1979.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