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宋广波
许怡荪是胡适的一位重要知己，对胡适的成长、早年志业均产生过深刻影响。1919年许氏过世后，胡适曾将二人往来信札整理成册，并冠以“胡许通信集”交亚东图书馆出版。但不知何故，出版事未果，原件亦下落不明。2013年，有胡适亲笔批注的《胡许通信集》手抄件被梁勤峰先生购得。此《通信集》共三部分：胡致许函66通，许致胡函39通，附录许怡荪致高一涵函11通；均属首次完整呈现。通信的时间，是胡适留美前一年半、留美、领导新文化运动这人生最关键的时段。通信的内容，涉及人生、国事、文学、宗教、道德等方方面面，是研究早年胡适交游、求学、生平、思想的重要材料。
胡、许系知友。当1909年胡适堕落时，许怡荪不仅时时规劝，且力劝胡应留美考试以摆脱恶状况。胡考取后，即函许致谢：其能中“皆出足下力劝吾行乃有以致此”，故“感激无地”。自此，胡适不仅告别了堕落生活，也开始了人生最关键的一个新阶段——养成一位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学者的阶段。胡适赴美后，许对胡仍有箴规、劝勉：“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对此，胡适表示要“奉为箴铭”，且要求许“时时痛下针砭”。当胡适稍有成绩，许必写信称赞、鼓励，而这种鼓励，又实在能令胡“感激奋发”。随着胡适的眼界日开，学业、思想日进，许对胡更加钦佩，期望亦日殷，他希望胡“为中国第一人，而以第一策救国”。由此对胡更加关心、爱护。许过世后，胡适悼诗中有“我的成功你都有份”之句，实发自肺腑。
胡适对许怡荪亦备极关怀，特别是在思想方面对许影响甚大。胡适总是将读书、治学之心得与许分享。1910年，胡适开始认识到读经之重要，他致函许云，吾辈为实地工夫，须先肆力“经学”，然后读“史”，读“子”；至于文学，则经史之效果耳。又云，吾辈今日为中西文明沟通之际，不可不多读经。待其掌握了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再用新眼光重审中国先秦经典，自然新见迭出。他曾将博士论文选题之初衷函许：“适之择此题也，志在以新眼光读旧书，二年以来，所得之多，已非初意所能梦见；盖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二千年来惟其伦理学之皮毛尚在人间，其精彩之处久成绝学，弥可痛惜！”胡适与许怡荪交流思想，除作书外，还有一重要渠道，就是让许看其《日记》和《札记》。《通信集》对此有翔实记述。胡致许信及其《日记》、《札记》，不但给许以极大震撼，甚至改变了许之前的观点，更是研究胡适思想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资源。
胡适学成归来后，对许怡荪帮助最大的事有二：一是助许竞选绩溪籍的安徽省议员，并进而赶走了恶名昭著的绩溪县知事李懋延；二是促成许到河海工程学校执教。许竞选事因李懋延之操纵而失败，此事使胡适对李懋延的恶感进一步加深，并加入到绩溪人的倒李斗争中来。他以许怡荪提供的李懋延纵侄殴打地保致死的罪证材料，致长函与安徽督军倪嗣冲，要求撤办李。同时，托刘道章、关芸农帮忙，又请里中人士进一步搜集证据预备查办员来时提出控告。次年1月，李懋延终于被调离绩溪。胡适向来不喜给别人介绍职业，但也有例外，他向河海工程学校校长许肇南介绍许怡荪前往执教即其一，《通信集》对此事有详细记述。
《通信集》提供的新材料，可给胡适补充传记材料，尤其是涉及胡适很多人生关键节点方面的材料，尤为重要，比如胡适的改科与入职北京大学问题，都是以前的史料不能清楚说明的。
胡适留美之初，本学农，1912年初弃农从文，这期间经过颇模糊。《通信集》收1911年2月26日胡致许信说：“弟初志学农，以本年所习大半属文学，且自视性与之近，颇有改习Arts之意……”也就是说，赴美不到半年，胡适即有改科之意，理由是他后来终生信奉的选科标准：“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改习文科后所学专业，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经济。1913年学完本科课程，专业又略有变更：“专习哲学，拟一年之后他徙”；稍后，则专治“伦理、哲学”，并旁及政治、文学、历史及国际法，“以广胸襟”。1915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乃专从杜威习实验主义哲学了。由此可见，自胡适改习文科之后，哲学变成了主攻学科。至晚到1916年7月17日，胡适已经打定主意：“他日归来，当以二十年之力作一‘中国哲学史’，以为终生一件大事，虽作他事，必不将此志放弃。”在胡适以后40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此志终不忘。1930年代撰写中国思想史，题目略有变，但基本方向未变。胡适做驻美大使四年，未尝写过一篇中国文字。卸任后回归学术，第一件事仍是撰著中国思想史。晚年研究《水经注》，并不是为研究《水经注》而研究《水经注》，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思想史上的所谓“戴震窃书”问题引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水经注》研究只不过是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水经注》的问题极为复杂，一涉足即不可收，直到他去世也未完结并写出完整的研究报告。1950年代，胡适念念不忘的，仍是包括《中国思想史》在内的两部书的撰写。但此时胡适的精力、心境都大大不及从前了，终究没有完成这部书，抱憾而终。
胡适之执教北京大学，乃其人生之大关节，亦是中国新文化、新学术、新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胡许通信里披露的一些胡适最初加盟北大时的材料，是以前研究胡适和北大校史的人不知道的。
首先，北大罗致胡适，最初的拟议是请胡担任文科学长，而不单是教授。1917年4月11日胡致许云：“适已应蔡孑民先生之召，将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仲甫荐适自代其文科之任，适已辞之，因不愿任管理之重任也。”5月29日又函许云：“前已有书寄独秀，言不愿当文科学长。此次与蔡先生书亦言此事。今察兄来书，似独秀尚未以此举为然。适以为国立大学中乃使新进少年作文科学长，似非大学之福，故不敢当之。兄倘再见独秀时，乞为我达此意，何如？”胡适一再力辞文科学长，但直到他回到上海，一直未得蔡、陈之回复。因此，他上岸后，一面专候即将来沪的陈独秀以商定有关任教北大的若干事宜，一面致函许怡荪，请许代为致函陈落实辞学长等事。最终，因胡适坚持，困扰他半年多的“学长”一事，终如愿拜托了。
关于北大改革。胡适初到北大，即发现其种种不足：
……于大学之内容仅窥观一二，已足使我大失望。大学乃如一个大客栈。生意好时何尝不热闹？到了冬夏生意清淡的时候，客人都走了，伙计茶房也走了，只剩下一个老板。这个老板虽然热心，却是一个“外行”。就是生意兴隆的时候，这些伙计和茶房们全是为了拿薪水来的，对于这客栈却毫无关切之意；同事之中也全不问痛痒；那些客人，你是你，我是我，更不用说了。请问这个大学那能办得好？文科之腐败更不堪言！其种种情形，真是一言难尽，适以是新来的人，一时又不便多所建白。今所建议，仅有组织各门教员会（如英文门哲学门之数）一事……今无各门教员会，各门之课程虽由学长排定，而学长是外行。其各课内容全由教职员“人自为政”，所用课本也“人自为政”，全无统系可言，又无人能早为筹备，故至今（十月六日）尚多不能得书不能授课之班，西文书籍尤非一时所能办到，而年假转瞬又到了。
不过，胡适是个有担当的人。他早已立定决心从事教育，故对北大的改革亦格外热心，再加上有位从善如流的蔡元培做校长，故他的改革想法，很多都变成了现实，如选科制度、各系教授会的建立、各系科研究所的建立等等。
《胡许通信集》能显示胡适思想变迁的轨迹。胡适的重要思想形成于留学时代。七年留美，逐步形成了他完整的、影响一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宗教观、道德观。研究其形成之前因后果，是胡适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这里，仅以胡适的“救国之道”为例，略说明之。
胡适的救国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这一思想最早完整的表述，见于胡适1916年1月4日《札记》。1月25日，胡适在复许怡荪函里，又有了更完整的表述：
……要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庶几有新果……今日之事何啻皮毛之关系矣已也，直根之于干，基之于台……揆诸因果之理，宁有济乎？无论今之恶政府不能修政强国，即令民党今日战胜袁氏，别立第二民国，又谁能决其不更为武人官僚所推翻，如第一民国故事乎？
……宜努力造因，能令新因多于旧孽，则政治修明，国力之孟晋，文化之日新，不求而自治，不召而自来矣。适非不知政治改良亦造因之一端，惟政治改良乃是造近因，所谓求捷径也，适所谓因，乃远因也。
适所大虑，在于国之无人……
这一完整的救国之道虽成型于1916年初，但在1914年已初见端倪，这年6月5日，他复函许怡荪说：
民国之不成器，其原因正坐“自上发之”，而所谓“下者”，乃蠢蠢如故，瞢瞢如故。少数领袖，孤立无助，何能为力？其败也，不亦宜乎？足下以为今日须“大人物”，须“英雄”。欲于谈笑之中登斯民于衽席之上，此意吾久厌却。因近来所主张，以为一国命脉，不在大人物，而在无名之英雄。一言以蔽之，在于国民之政治智识，及自胜能力而已。今日之事必须自下发之，其收效迟也，然谋国何等事，而求速耶？
自下发之之策如何？曰，造一良好有智识之国民，造一健全之舆论，造一般爱国急公能思想之人才：三者缺一不可也。此等语似迂，其实非迂，乃根本之计也。
此乃胡适1916年完整表述的“造远因”的雏形。这种想法，亦属胡适思想上的“革命”，因留学之初，完全不是如此。他在1911年致许函中还说：“今日国力万不可图，海陆军万不可不设……”；“今日立国，兵力为上，外交次之，内治次之，道德教育尤为太平时之产品，非今日之急务也……”。可见，那时胡适还认为，国家兴亡主要看政府，而道德、教育皆是末事，与后来造新因、立志教育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直到1912年底，胡适仍把救国之大任，更多地寄托于孙中山等少数英雄豪杰身上。一年后，胡适经过对国内政情的充分研究与思考，再加上他对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考察，终于放弃“英雄史观”，终把救国的任务寄托于最广泛的普通民众，直至1916年形成完整的“造新因”的救国论。
要之，《胡许通信集》提供的有关胡适生平、思想的材料极为丰富，必将推动胡适研究更上一层楼。
梁勤峰先生购得《胡许通信集》后，即发愿将此书刊行，以嘉惠学林。上海人民出版社曹杨先生在此书付梓之前命广波作数语以为绍介，推辞不过，乃拉杂写出以上文字，权当引玉之砖。
2016年6月记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