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角度与方法

小引

近二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首先表现在小说文献的发现与整理方面。由于思想观念的解放，古代小说的排印与影印出版，已经涵盖了小说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古代小说作品。一些珍本秘籍的发现，为小说史的链条补上了不可缺失的环节，使研究者有可能更清晰准确地描绘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古代小说版本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具备了独立学科的规模与内涵。其次，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一方面，古代小说研究的对象，从若干名著扩展到更广阔的小说史现象，古代小说的原生态情景正得到越来越全面的复现；另一方面，对古代小说本身的审视，也从相对较为单纯的主题研究、人物研究及艺术鉴赏性研究，向古代小说内容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延伸，这当然不只是或不应该只是一种学术的越位，还意味着对小说内涵及其艺术手法的重新审视。与此相关，古代小说研究的方法也不断更新，其中如文化学、叙事学、民俗学、神话学、传播学等，都为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事实上，从近一百年来小说史学科研究范式的嬗变来看，理论方法的更新，一直充当着古代小说研究发展的引擎。

当然，在古代小说研究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古代小说的文献正从原始积累向更加深入精细的方向发展，文献研究的手段也借助新的技术超越了个人的研究范围与能力。那么，怎样有效地利用更为广泛而可靠的材料作基础，使文献研究超越阐释单一作品的被动需求，更积极地为古代小说研究提供新的命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小说研究的视野在拓宽后，也产生了新的疑惑，例如泛文化的研究导致了小说本体研究的迷失，古代小说研究有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注脚，是否也需要有所聚焦和如何聚焦，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样，小说研究方法的更新往往是与域外理论的引进联系在一起的，使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相结合，或者从中国古代小说中提炼出符合其特点的原创性理论，也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对于古代小说研究来说，夯实基础、调整角度、更新方法，是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兹分工讨论，同撰小文，共呈芹议。

（刘勇强）

一、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新课题

所谓“文献研究”，按照笔者的理解，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乃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言；广义者，则泛指学术研究的一种意识或思路。本文主要探讨狭义的“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即专指以古代小说之目录、版本、校勘及史料为主要对象的学术研究。

古代小说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物，故文献毁损严重，以致当其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专学之时，学者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难题，即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均十分匮乏。学者马廉叹曰，“中国对于小说，向视为琐屑小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故无人注意。即或注意，亦无加以研究者。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这类的东西，实在太难。既没有目录供我们检查，又没有专书供我们参考”1；郑振铎亦曾无奈地指出，“小说戏曲，更是国内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2。因此，古代小说研究史的发生，遂肇始于小说基本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无论是微观的小说作品研究（譬如唐人传奇、“三言二拍”、《清平山堂话本》《三国志演义》《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还是宏观的小说史论述（譬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数次修订），其学术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乃取决于文献史料的搜集与发现，这一发生期的特征，铸就了古代小说专学重视文献研究的学术传统。检点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成果，文献研究占据了很大比重，诸如鲁迅《小说旧闻钞》（1926）、《唐宋传奇集》（1927），马廉《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1929），汪辟彊《唐人小说》（1930），郑振铎《明清两代的话本集》（1931），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1936），阿英《小说闲谈》（1936），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43），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1945），阿英《晚清小说目》（1957），一粟《红楼梦书录》（1958）等著述，不仅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古代小说研究的繁荣，时至今日，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即便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阿英《晚清小说史》（1936）等史论之作，亦皆以厚实的文献史料为其学术支撑，充分显示了小说文献研究所蕴涵的学术史意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主题阐释与艺术赏析，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主流，文献研究则退居边缘，甚至几近停顿，这种情形直至八十年代始得改观，在经受了空疏与浅薄的伤害之后，学术界重新恢复了对小说文献的重视，并陆续推出了一批具有学科基础意义的成果，譬如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总目》（1981）、程毅中《古小说简目》（198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83）、江苏社科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1993）、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1981）和《聊斋志异资料汇编》（1985）、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1985）、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1987）、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990）和《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1993）、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996）、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1987—1991）、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1990—1994）、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近代小说大系》（1988—1998）等，这些小说目录提要、资料汇编及文本集成的问世，再次推动了古代小说研究史的演进。不过，随着社会思想的开放与学术空气的活跃，此起彼伏的“理论热”“文化热”，在丰富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层次与内容之余，也对古代小说文献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献研究的意义与价值颇遭质疑，有人甚至认为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已基本结束。事实上，古代小说文献的研究现状，并非如论者想象的那么乐观3，其间还存有诸多值得展开的课题，譬如：

（一）古代小说版本的调查研究。

经过《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两次搜访与编集，大规模发现古代小说新作品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但是，关于古代小说版本研究，却仍有许多工作可做。其一是对每部古代小说现存的版本，展开尽可能全面彻底的搜访与汇集。其二是对每部古代小说的版本传承，进行细致的考辨梳理，譬如哪个版本是该小说的初刻本或者早期刊本？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如何？何时开始配入绣像或插图？何时开始出现评点文字？何时发生文本的增补删削？等等。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古代小说都未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其三是对古代小说版本进行较为系统的整体研究，诸如对版式、字体、纸墨、开本、图文关系、刻工画工及书坊等环节，逐一考察其历史演变与区域差异。凡此种种，均需研究者付出足够的耐心、细心和敏锐的学术辨析力。庆幸的是，如今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的电子化以及国内学者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已为此项工作的逐步展开与最终完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譬如近几年来，依靠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三国志演义》早期版本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正向着纵深精细的方向推进，便是一个明证。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关系到一部小说文本的生成、演变及传播过程；从宏观的角度，则涉及通俗文学与物质技术、文化经济的交互影响。只有在彻底清理了版本问题之后，古代小说发展史才能得以清晰且准确地复原与描述。

（二）古代小说理论史料的搜辑汇编。

检讨学术史可以发现，关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还有许多尚待开拓的领域和可以调整的格局”，“在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缺失’现象”。4这种“缺失”与“薄弱”，实际上也和古代小说理论史料整理不足有关。出版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种相关著作，如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1982），孙逊、孙菊园《中国古代小说美学资料汇释》（198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996）等，已不能适应学术发展的新需要，因此，编印一套完善的古代小说理论史料汇编，实属当务之急。按照笔者的设想，这套理论史料汇编，应收录现存全部古代小说的序跋、识语、题词、凡例、读法等文字资料；汇编之时，必须注明每则资料所据时间最早的版本及藏处；同一种小说的不同版本，若序跋等资料有所新增、删削或篡改，则均予收录，系于一书之下，以保留该小说的传播轨迹。之所以如此处理，目的在于尽可能显示每则资料的具体年代，以便研究者可以精确地探讨某些小说理论或术语的形成、发展以及彼此间的学术联系。有了这套小说理论史料汇编，再辅之以完备的小说文本及小说评点文献（参见下文），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庶可获得新进展。

（三）古代小说专题文本库及学术整理本的编印。

现有《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思无邪汇宝》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大型丛书，虽已囊括了大部分明清小说文本，可以满足一般研究者的查阅需要。但是，对于从事专题研究的学者来说，它们又往往不敷所用。譬如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早期版本，仅仅依靠《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收录的几个影印本，实难展开。于是，陈翔华主持编印了《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1994）、《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续辑》（2005），将分藏于中、日、英、德、美等国家的十二种《三国志演义》珍稀版本，陆续结集刊印，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支持。兹略举其中一例：明万历闽建阳书林余象斗双峰堂刊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今残存十四卷，卷一至卷八、卷十九、卷二十藏于日本京都建仁寺两足院，卷七、卷八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卷九、卷十藏于德国斯图加特市符腾堡州立图书馆，卷十一、卷十二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普通研究者欲一睹诸卷之庐山真面目，洵非易事，而《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则将此书现存残卷全部收录影印，执此一册，不啻亲赴日、英、德三国访书，却省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由此可见，编印专题文本库，有助于古代小说研究向纵深突破，或者说，古代小说文本的编印，倘若贯穿一定的学术理念，就能超越单纯的古籍整理，生发引领研究命题的学术功能。那些版本情况复杂的古代小说重要作品，均可编印相应的专题文本库，譬如《水浒传古本丛刊》《西游记古本丛刊》《金瓶梅古本丛刊》《聊斋志异古本丛刊》等。此外，还可根据某种学术标准，编印若干特殊专题文本库。譬如小说评点本，乃中国古代小说特有的文本类型，其间蕴涵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尤其大有裨益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然因现存小说评点本种数甚多，庋藏分散，研究者难作系统之阅读辨析，若能编印一套《小说评点本丛刊》，将目前存世的小说评点本悉数网罗其中，对于古代小说评点研究及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当属功德无量之举。再如古代小说中的方言，因其曾作为内证运用于《金瓶梅》等小说之作者探考，一度颇受关注，但迄今仍乏专论。事实上，研究小说中的方言问题，关乎古代小说的语言风貌、读者群体及区域传播等重要课题，故编印一套齐全的《方言小说丛刊》，当亦可嘉惠学术也。

再来看古代小说的当代整理本。如今只要随意跨入一家书店，一排排罗列整齐、装帧漂亮的古代小说专架，便令人头眩目迷，众多出版社纷纷推出各自的系列作品，通俗小说之出版，斯为盛也。然细检之下，弊病丛出，或底本选择不善，或不交代底本来源，或随意增删序跋评注，或妄自选配绣像插图，至于文字及标点方面的错讹，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了。笔者认为，当前的古代小说出版，急需通过专业研究者的介入，来提高其学术含量。古代小说原属古籍之一种，其校点理应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规范，从底本的选择，到字词的校改，一本为主，多本相参，互加雠校，择善而从，最后始成定本，且须附以“校点说明”，明确交代底本校本情形及相关事宜。古代小说学术整理本的编印，不仅可以带给普通读者高品质的小说读本，也能为专业研究者提供可靠的小说文本，亟待引起小说研究界与出版界的共同关注。

（四）古代小说文献的数字化研发。

二十一世纪是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文明载体的新变化，必然会对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化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综观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诗文古籍的数字化工作起步较早，成果也较显著，而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电子化，则尚待拓展，正大有可为。从小说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希望能将《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大型文本库，尽早实现数字化，并且开发全文检索功能，这对于古代小说的各项研究，譬如文体特征研究、人物形象类型研究、情节模式研究、小说场景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各种母题研究、文化史研究等，无疑具有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些作用甚至是革命性的。在此基础上，再来研发建立各种专题数据库，譬如小说词语数据库、小说绣像插图资料库、小说版本资料库、小说作家传记史料库等。近年来《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小说版本研究，已经受益于其文本的数字化，这一事实表明，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的学术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可以展开的古代小说文献研究课题，绝不止此，上文不过略举其要而已；即便上述研究课题均顺利完成，古代小说文献研究也不会宣告结束，因为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文献研究本身以及小说研究的其他分支，都会不断提出学术新命题，引领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更上层楼。当然，狭义的“文献研究”尽管重要，也只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不必要求小说学者都来从事此类研究。不过，小说研究毕竟不同于小说创作，尤其是古代小说研究，无论其研究对象是什么，都应以一定的历史文献为学术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古代小说研究宜在尊重个性、鼓励多元的前提下，倡导一种文献的意识或思路，亦即本文提及的广义“文献研究”。回想近二三十年来，“符号学”“叙事学”等西方文艺理论曾风靡一时，据此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论著，亦不在少数。阅读此等论著，每多未尽惬意之憾，其话语不可谓不新，论述也堪称严密，但往往不能妥善解决实际学术问题，更不必奢谈构建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体系。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乃脱离了古代小说文献实际的结果。此类研究的学术流程一般包括：先从国外移植一套现成的理论术语及框架，然后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寻找若干对应的文本材料，最后进行熟练的论证操作。若干论著看似行云流水，有论有据，实质“论”“据”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充要”关系，所谓“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过度阐释”云云，乃其通病也。在我看来，真正的古代小说理论，应当根植于大量的小说原始文献，即首先对古代小说文本、序跋、识语、题词、凡例、读法及评点等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然后加以归纳辨析，梳理提炼，最终形成较为系统的表述，尽管其或许不那么完美，甚至有些零散，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情形相符相合。

总之，从事古代小说文本阐释、主题分析、艺术鉴赏或理论批评等领域研究的学者，固然不必都来涉足小说文献研究，却无妨及时关注并充分利用小说文献研究的成果，以避免其研究流于空疏或偏离史实；反之，从事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学者，也不能闭门造车，满眼饤饾，既要努力为小说研究的其他分支，提供翔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亦应增强宏观理论意识，通过贯穿学术理念的文献研究，引发学术新命题，甚至开启研究新方向。事实上，倘若站在古代小说研究的学科层面，所有付出艰辛劳动、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工作，都值得尊敬和褒扬。

（潘建国）

二、小说史叙述的文本策略

小说史叙述对文本的疏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这并不是说小说史叙述中文本的缺失，而是说对文本的观照由于受到某种理论方法的制约，文本自身的特点或者没有得到充分的、深入的揭示，或者竟被遮蔽。例如当我们在对文本进行分析时，如果千篇一律地讨论其中的思想意义、人物描写、语言特点等，它所引导出的最有意义的小说史结论很可能也只是一种简单的高下之分，而由于这一结论缺少更为细致具体的文本阐释作为基础，往往是笼统的或不全面的。更严重的是，文本在小说史中的虚位化，使得小说史成为作品的简单罗列，不管这种罗列的基础是时间性的陈述，还是题材性质的归类，或是两者相兼的，都不足以构成鲜活的小说史。

我说的鲜活的小说史是指小说史从细节上展示了小说文体成长与小说创作发展的动态过程，而所谓小说史的细节，则是指文本所包含的所有具有历史演变性质的构成要素。任何文本都是由各种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要素所构成的，这些要素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发展过程就构成鲜活的小说史不可或缺的基础。遗憾的是，这种细节上的变化却往往为以往小说史研究所忽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后来也确实出现过一批文学史及小说史。就小说史而言，新撰小说史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一个是规模不断扩大，古代小说的创作面貌以前所未有的直观形式得到了越来越全面的展示。不过，如果不深入到细节中去，原有的小说史体例存在的问题可能也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被放大。比如，当我们的小说史将一些过去不曾注意的二三流作品纳入自己的视野时，如果没有从文本的细节上真正揭示其内在的流变特点，那么它们作为小说史不可缺失的链条或环节的意义可能只会得到极有限的客观呈现，而在这同时却可能成为小说史叙述的一种障碍，读者也许要越过一堆杂乱无章的小说史现象，才能把握小说史的线索，如果它在这样的小说史著中存在的话。

另一个突出的发展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小说史的中心线索向文化方面迁移，这方面最成功的著作是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它力图从小说创作与小说发展的外在动力，揭示小说文体及内涵形成的原因。而它所开创的对小说商业化出版的重视，正在小说史研究中持续发酵。《明代小说史》还有一个亮点，即对文体的观照，这也是以往小说史所缺乏的。稍有不足的是，由于作者淡化了具体文本在小说史中的呈现，小说史一定程度上成了小说出版的历史，而文体由于没有更多地与具体小说文本相联系，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小说史的价值，如前所述，小说史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与具体作品的联系，而不是与某种文体的基本特点相联系。

陈大康的开拓性研究是基于此前的小说史论著“多为各作家作品分析或鉴赏的缀联组合”，他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小说史中对具体作品“单独地作考察与分析”所导致的不足，不能成为与文本疏离的理由。这一不足的症结主要还不在于一些分析与鉴赏的肤浅，而在于理论思维的单一与小说史视野的狭隘。实际上，小说史的文本策略有着很大的施展空间，而随着小说文本本身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一策略完全有可能得到全新的认识和更有效运用。如上所述，小说史的文本策略涉及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方方面面，如文体、语体、形象构成方式、情节类型、人物设置、时空背景、艺术风格等，而这当中的每一方面，又可以从诸多细节加以展开。

文体方面，这不仅包括小说最基本的文体形式，如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以及文言、白话小说之下的第二层级的文体，如白话小说下面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还包括文体内部的结构形式，如韵散结合的叙述方式、叙述角度等。这些文体要素的形成与演变，错综复杂，只有通过文本的深入分析，才能揭示文体发展的实际表现，从而反映出小说史运行的真实轨迹。以韵散结合为例，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成功运用，但在当时还不构成小说文体的一种普遍特点；而到了唐传奇，诗才的显扬和“文备众体”使得韵散结合更为常见，甚至成为某些小说文本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从说唱文学中繁衍出来的白话小说，韵散结合已完全成为其文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想强调的是，即使韵散结合已成为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小说文本的具体运用也是千差万别的，要真正准确描述韵散结合的历史演变，仍必须从不同文本所呈现的韵散结合的实际情形入手。

语言方面，作为语言的艺术，语体的演变与语言的运用也是小说史的一个关键，虽然这是历来的小说史论著都会涉及的问题，但实际上通常只是粗线条地描述文言与白话的交替而已，而只有细致地讨论了语体的发展变化的每一个细节，它的小说史意义才可能真正呈现出来。例如方言在小说史中的运用，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早期文言小说偶见的方言词汇，到一些白话小说中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使用，再到方言小说的出现，小说中的方言成为小说发展的一个标志。又比如，人物对话是小说描写的一个重点，在魏晋南北朝时原初形态的小说中，一些作品只有简略的人物对话，有的甚至没有对话，而有的虽然有对话，呈现方式与后世小说也不尽相同，如《列异传》中有一篇《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恶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听之了然无水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经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5

这篇作品的主体是由人物对话构成的，这在小说创作上来说是值得探究的。从最浅表的层次上说，宋定伯与鬼之间的对话，如果不出自宋定伯自述，其他人是不可能得知的。换言之，对话的虚拟，也反映了小说创作虚构性的程度。另一层意义则是语言的记述方式，此处的直接引语都没有任何状语，而在后世的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柳毅传》中在直接引语前，多有如下描写：“毅诘之曰”“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言讫，歔欷流涕，悲不自胜”“女悲泣且谢曰”“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夫跃曰”“君望毅而问曰”“君惊谓左右曰”“君亲起持之曰”“君笑谓毅曰”“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毅肃然而作，歘然而笑曰”“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夫人泣谓毅曰”“笑谓毅曰”“因呜咽泣涕交下，对毅曰”等。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小说中，类似的状语并非没有，但如唐传奇这样，随时关注人物对话时的情态，而且描写细致生动，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形象构成方式也是小说史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从形象构成方式上看有写实与非现实两大类型，从志怪与志人，到神魔与世情，两者的殊途同归，构成了小说史的基本面貌。同样，这种基本面貌也应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去。如上面提到的《柳毅传》，在古代小说中第一次精彩地描写了龙宫、龙王、龙女的形象，而这一想象在后来的《西游记》中得到了又一次精彩的发挥，这两部小说作品在题材、文体、语言等方面都没有什么关系，但在非现实形象构成方面，却有相通之处，这也是审视小说史需要注意的地方。

小说的主题研究曾经是、今后也会是小说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主题的萌生、因袭、发挥乃至变异，也折射出小说史的发展。在早期小说中，主题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文本内容的自然呈现或带有全局性的概括，而非小说家的创作初衷，如《搜神记》《幽明录》之类的“发明神道之不诬”，《世说新语》的分门别类，都不是某一篇作品的创作主题。唐代小说的独立成篇，才使得小说主题的单一性成为小说家一种更自觉的追求。而明清以后的小说，作品的主题更为明确；对于长篇小说来说，鲜明的主题不仅反映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是作品结构的一个要素。如果落实到某一具体的主题发展，更有可以从小说史角度展开研讨的广阔空间，例如从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妒记》到明清之际大量“疗妒”之作，主题一脉相承与文本的千差万别，正是把握小说发展的一个平台。

与主题相关的是题材与情节类型或叙事模式，这同样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小说史现象，学术界不少前贤时哲都作过这方面的探讨，李鹏飞的《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拙著《幻想的魅力》等也涉及了相关问题。如笔者曾在一篇讨论“掘藏”情节的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贯穿近两千年的小说史各种小说文体的情节类型，它的继承与改造足以构成小说史一条具体的线索。6不言而喻，情节类型的分析也只有与特定文本相结合，才能彰显其小说史意义。

人物是小说描写的重点，人物形象塑造的历史变迁也是小说史应当观照的内容。有关人物形象的分析虽然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但这种研究更多地停留在人物性格的分析上，人物塑造的小说史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其实，单从人物的设置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说史的演变，如沈约的《俗说》中有一篇《李势女》：

桓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南郡主甚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7

丈夫在外移情别恋，另构金屋藏娇，被妻子发现，导致尖锐的矛盾冲突，这是小说经常描写的故事，本篇应是同一题材中较早的作品。不过，在具体描写上，它仍体现了魏晋时期小说的特点，其中有一句“南郡主甚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这个“后知”是如何得知的，小说并未明言。除了桓温露出马脚外，更大的可能是有人告密，而南郡主也可能派人去侦察。总之，这里至少是可以增加另一个角色的。南朝虞通之《妒记》中，有对这一故事稍详细的记载，其中就写到南郡主“率数十婢往李所”8。而在《红楼梦》中就有王熙凤在贾琏偷取尤二姐后借刀杀人、逼死尤二姐的描写，其情节类型上与《李势女》实有相似之处，但《红楼梦》的描写较后者丰富多了。单说王熙凤得知原委，之前写了贾琏的隐秘其事；随后又写了兴儿等仆人对王熙凤的不满，为其事得以保密作了交待；最后自然引出“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情节发展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虽然志人小说与章回小说不可简单类比，但人物设置的复杂化，使后者有可能展开更丰富曲折的描写。至于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更有从小说史的角度加以分析的必要。

再比如时空背景的描写，同样也包含着丰富的小说史命题，比如近些年，笔者曾关注过古代小说的地域性问题。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地域性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然的呈现，甚至到唐传奇中，地域性也还不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要素。但是，宋元的通俗小说不然，它的产生与流行，都与特定的地域有关，因此话本小说中“西湖小说”“东京小说”自成系列。重要的是，地域性不仅成为小说文化底蕴的表现，也被作为小说情节的一种艺术场景。而将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学要素的自觉运用，在小说史上也就具有了指标性意义。

小说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也有着丰富的小说史意义。以话本小说的叙述角度为例，早期话本的作者虽然有“书会才人”一说，但基本上被重叠在叙述者即“说话人”中，因此叙述层次基本只包括“叙述者—人物”两方面，至多有时在引用诗词评论时，加上完全外在的“前人”“当时有人”之类，形成不确定的另一种声音。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却不这么简单。一方面，在有的小说中，“隐含作家”从叙述者中凸现出来。如李渔小说中李渔本人就经常以第一人称“我”出现在作品中。另一方面，则是叙述者有时又从“隐含作家”分离出去。如《豆棚闲话》的叙述层次就更为复杂。以其中第一则《介子推火封妒妇》为例，一开始有一个“主叙述者”（“我”）介绍叙述背景；接下来就是“次叙述者”（“老成人”）与“听众”（“后生”）的对谈；在对谈中，“次叙述者”又引出了“第三层叙述者”即作品中的山东蒙师和山西驴夫。故事由此得以逐步展开。叙述者的多层次及虚拟听众的进入作品叙述层面，瓦解了“主叙述者”体现的权力话语，丰富了作品的叙述语调。如同书第七则开篇就对第六则正面叙述的故事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而第十二则陈斋长的长篇大论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作者思想的表露，其实，就在篇尾，作者又通过“听众”将其斥为“迂腐”，令读者莫衷一是。这种复杂内涵是以前话本单一叙述所不可能具备的，它也昭示着一种颇富生机的文体创新。

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还可以从诸如讽刺、戏谑、抒情等角度着眼。以讽刺为例，这种表现手法及相应的艺术风格在古代小说中出现得相对较晚，从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开始具有讽刺的因素，到唐传奇有单篇的讽刺之作，到明清讽刺小说类型的出现，每一点发展变化都是与具体的小说文本联系在一起的。

在讨论小说史时，我们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小说作品的艺术地位与小说文体的创新有时并不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在一些所谓的二三流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甚至比一流小说更高明的叙述方式。比如有的艳情小说品位不高，总体水平有限，在描写上却时有别出一格之处。如果我们承认二三流小说中存在着一流的叙事，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看上去与众不同的叙事没有在小说史上产生可以证实的影响？而我们又该如何从小说文体的发展过程中，辨析文体变化的细枝末节？显然，这样的命题也只有在小说史叙述的文本策略中才有可能展开。

以上拉拉杂杂所述及的各个方面，当然不可能穷尽小说史叙述中的文本策略。但也足以说明，从文本的角度深入到小说史的细节中去，是大有可为的。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小说史不只是小说作品的层叠累积，甚至也不只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变化的小说创作态势，它完全可以细化或解构为小说叙述与文体诸要素的产生、运用及融合的渐进过程。

（刘勇强）

三、古代小说研究与原创性小说理论的探索

多年前，在一次关于古典小说研究范式的座谈中，刘勇强先生曾提出加强古典小说研究理论性的两层意义：一是运用理论思维对古代小说加以科学的阐释；二是从古代小说研究中提炼出富有理论意义的成果。9对这一主张，笔者深表赞同，因此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延伸，并同时表明笔者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从根本上来说，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小说史的研究）乃是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历史学界，曾经长期存在着“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的争论，如果将其移诸古代小说研究，则所谓“以论带史”大致就相当于上述的第一层意义：运用已有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乃是指西方小说理论）来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史实加以解释。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其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层次，比如：部分小说理论主要是揭示小说的一些普遍的基本原理或技巧，其本身不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样的理论也并不具备很强的解释力和可重复操作性，例如爱·摩·福斯特所提出的“扁形人物”和“浑圆人物”的理论，这一理论确实指出了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基本人物类型10，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研究自然也是可以适用的，但是这一理论本身的简明浅显注定其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潜力和方法论价值，如果我们在古代小说的人物研究中对之加以运用，那么除了为其增加更多的证据、进一步证明其正确性之外，大概不会再有太多的作为，更难以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研究增加新的知识，拓展出新的空间。又例如西方叙事学中的叙事视角理论也曾被大量用之于古代（以及现当代）小说研究，但基本上也是停留于被重复运用的解释性层面，未见其有更多的发展与创新，这也是因为该理论本身基本上已经被穷尽，没有多少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余地了。

然而，另外一些具备很强的方法论意义的小说理论就不是如此，这些理论提供的乃是一种研究的重要角度或手段，并且提出这一理论的原初的研究论著也具有很强的方法论与思想史上的示范性意义。比如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深入挖掘了拉伯雷的《巨人传》与欧洲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复杂联系，对民间诙谐文化与狂欢节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理论说明，阐明了它们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命题（比如狂欢理论、戏仿理论）曾几何时被当代文学批评界频繁使用，而在笔者看来，这些理论背后所包含的眼光、方法与思想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十多年前，当笔者对唐代精怪小说进行集中阅读时，即曾受到巴赫金这一研究的启示，注意到精怪小说中的谐隐因素跟中国古代民间普遍存在的诙谐文化的关系（而且也促使笔者注意到中国古代的一些诙谐手法跟法国文学中同类手法的相通之处）。这也让笔者联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林庚先生提出《西游记》中的喜剧性因素以及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很可能来源于民间滑稽戏的著名论断11，这些都从方法论的角度启发我们去关注古代小说与其他文学类型、文艺形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从而对古代小说的艺术特征作出新的解释。

在运用西方小说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阐释时，还必须注意一点：如何使从西方文艺实践中产生的文艺理论跟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相结合12。提出这一问题的暗含前提乃是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跟西方小说既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在运用西方理论时自然应该有所取舍，有所调整，甚至进而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实际与研究实践对其加以补充和修正，从而有效地避免对既有理论的生搬硬套，并保持理论本身的开放性和生命力。在这一方面，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该书主要运用西方的文学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武侠小说的演变历程，并将这一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四个陈述句），探讨其特殊的表达功能及其文化和文学意义，并特别注重其“基本叙事形式”在演进过程中的各类变形。这一理论框架和操作方式就有效避免了类型研究中所常见的简单的、浅层次的套用，从而增强了这一理论本身的生命力。

利用西方理论来对中国古代小说加以阐释，其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深化对中国小说艺术及其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不仅仅是为某一理论提供更多的注脚。比如类型理论的运用，提供的乃是从某一小说类型内部进行长时段考察的视角，这一视角能够有效避免对一些小说作品进行孤立解读时所可能发生的误解，并能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作品的小说史地位。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所借用的理论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重新理解。比如林庚先生从童话理论和“童心说”的角度重新论述《西游记》的艺术性质，这不仅消除了以往的一些模糊看法甚至错误认识，而且更加深刻地解释了这部作品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令人感到豁然开朗，耳目一新，而且其具体分析也深入透辟，精彩纷呈，读来真有如哀梨之爽，几乎要超过原著。13因此结合对具体文本的敏锐感悟来选择恰当的理论工具有时可以清除思维方式上的尘埃，为进一步的分析开辟路径。而当分析的任务完成并获得必要的结论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用“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的态度来对待所运用的理论工具。

在运用西方理论来对中国古代小说加以研究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新理论的出现，比如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原型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提出了“非叙述性”原型的观点，并进而认为中国叙事文学中具有空间感优于时间感的特点14，这一说法确实可以解释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艺术特点（笔者以前研究唐代小说时，即发现唐代小说喜欢描写宴会和谈话场面，当时曾联想到《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大量类似描写，后来才发现浦安迪已提出过一套理论来对此加以解释15）。笔者以为，运用现成理论来进行古代小说研究的理想境界乃是从理论与作品有机结合的研究实践中提出新的理论（这跟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空对空”式的理论推演具有根本的不同）。但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似乎比较少。因此对于新的理论与方法的期待还是必须仰仗于“论从史出”这一途径，即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新的理论与方法，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理论及其体系的原创。

虽然曾有学者认为这一抱负近于“狂妄”，但笔者以为纵使如此，这仍然是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学者们不应放弃的一个高远追求，否则我们永远只能停留于借用西方理论、为西方理论作注解的地步而难以有真正的推进。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诗学和小说理论不发达是因为中国人不擅长系统的理论思维，这一说法笔者认为是十分可疑的，根本不值一驳（因为篇幅关系，这里不能多论）。既然如此，那么原创性小说理论的提出有哪些比较可行的途径？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去从事原创性小说理论的研究？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界曾经对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提出过“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的观点16，即认为存在着基层史学、中层史学与高层史学三个相互区别但又彼此联系的史学层次，其中基层史学以确立历史事实之具体存在为目的，其基本方法是考释和描述，中层史学以探讨史实间的相互关系为目的，其基本方法是分析和归纳，高层史学则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基本方法是抽象和假设。这一说法对我们观察和思考古代小说的研究层次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笔者看来，原创性小说理论的提出至少可以通过如下这样两条路径：一条是在小说史演变的层面上提出，但其前提则是对于小说文献和基本史实的全面考证以及研究已经比较完善，在这一基础上才可以开始思考某一时段以至整个小说史的发展规律或逻辑（如果存在这种规律或逻辑的话）；或者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进行抽象以至必要的假设，建立一个小说发展演变的理论模式。这一思考可以在小说主题演变、技巧演变、形式演变、传播接受或者小说社会学等各个层面上具体展开，从而提出各自相应的理论。

通过过去一百年古代小说文献研究以及基本史实考辨的积累，目前应该说已经具备提出这方面理论的初步条件。虽然等待基础研究全部完成之后再去从事这一工作乃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但某些相对次要环节的缺失往往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研究者完全可以保留将来有机会再进行补正和调整之可能），而且也并不影响我们可以先在某一基础研究比较充分的时段或者某一小说类型内部从事这一工作。根据笔者有限的观察，个人以为刘勇强先生的《掘藏：从民俗到小说》17《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18《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19等论文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比较有益的尝试。

提出原创性理论的另外一个可能途径，笔者以为是对经典作品的更为深入的文本研究。曾经有学者出于重写小说史的策略考虑提出“消解经典”的口号，但这样的提法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经典作品的研究潜力已经被完全穷尽了。但事实却根本不是如此。比如，一百年来《红楼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仔细检点就会发现，这些成果仍以本事考证、版本校勘等实证性的研究为主，而像以何其芳、蒋和森、周汝昌、蔡义江、余英时、王蒙等人为代表的对《红楼梦》文学特质以及艺术技巧的研究并不是太多，而且似乎也不被看重。而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公认的那些经典作品，比如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既是滋养孕育新的文学形式、培养文人作家的文学沃土，也应是孳乳产生新理论的渊薮。这一方面我们只要稍微跟西方小说理论产生的历史作一对照即可明白。比如卢伯克从詹姆斯的小说中提出创作角度的理论，缪尔从萨克雷、菲尔丁、勃朗特、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提出人物小说、戏剧性小说、纪事小说等理论20，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提出复调理论与对话理论21，弗兰克从福楼拜和乔伊斯等人的小说中提出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等22，这些理论之被提出的一个共同特点乃是它们都来自于学者对经典文本的集中深入而且视野开阔的钻研与探索，也就是说，这些理论的提出既依托于对原始文本的精细体味与准确领悟，也依托于对小说史线索的必要把握，因此这种对经典作品的研读虽然集中，但又并不孤立。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缺乏能与西方经典小说相抗衡的经典作品，但却没有与之相称的理论建树，其根本原因或许在于我们缺乏广泛自觉的理论探索意识与持续深入钻研经典文本的努力，而仅仅满足于生搬硬套与浅尝辄止（也许有人会质疑笔者的这种说法背后隐含着以西方学术为衡量标准的思路，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这种质疑已经缺乏建设性的意义，那种虚幻的学术尊严并不能替代学术的真正推进，除非我们不需要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说理论）。

西方的小说理论一旦问世，往往会成为创作实践的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但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创作所受古代小说的影响基本还是来源于作家自己对作品的直接阅读（这当然是不可缺少的），而难以获得来自小说研究界的自觉的理论支持。仍以《红楼梦》为例，这部小说从问世刊行以来曾经使多少文学创作者受益，大概已经难以精确统计了，但这种事实的大量存在却是我们无法否认的。这充分证明了这部小说丰富的艺术价值与理论内涵。以笔者粗浅的了解而言，这部书中所存在的大量隐语、象征、暗示、双关、呼应一类手法所造成的复杂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虽有其深远传统，却缺乏后继，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旷世无匹的艺术杰构不至于从此以后成为绝响，那么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鼓吹就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已经出现过一些出色的研究，比如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和《红楼艺术》中有部分内容涉及这一问题，不过还不太成体系；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则对此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其基本取向还是利用他对这些艺术手法的认识来进行情节探佚；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也大量论及上述艺术手法，而其主要目的也仍在于对作品情节的探佚以及对其中诗词曲赋的准确理解。如果我们将着眼点转移到小说艺术本身，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那么一定可以提出重要的小说艺术理论，既能对《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国小说的独特成就作出理论概括，也可以对当代的小说创作实践产生有益影响。要做到这一点，笔者相信，将《红楼梦》作为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加以深入细致的文本研究仍然是极为必要的。这对其他经典作品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从过去一百年的小说研究史来看，文献研究、本事考证等实证性的研究吸引了大多数优秀学者的注意力，而且造成了重考证、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因此目前在继续保持文献研究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应该大力提倡从文本研究出发的真正深入而且踏实的理论探索。从小说史层面提出的理论主要说明小说的整体演变过程以及小说的发展与外在因素的关系，从文本研究层面提出的理论主要说明小说本身的艺术特质以及创作规则，这两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而在具体研究中也还是可以有所偏重的。

对于原创性小说理论的追求不应忽视另一可以加以利用的宝贵资源：那就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方面的丰富资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具有“直观式、领悟式、随感式”的特征；而且也比较零散琐碎，不成体系。但在那些一流评点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评点文字中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理论生长点，如金圣叹等人对《水浒传》读法的总结以及大量的夹批与回前、回末总评，脂砚斋等人对《红楼梦》的大量批点等，就都包含着一些或抉幽引微、或把握全局的精彩观点，而且这些评点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值得继承的优点即“直接切入小说细部”的评论方式23。令笔者印象十分深刻的比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第二十二、二十三回中（这里的回数以金圣叹评点本为准）多次反复出现的“哨棒”“帘子”等器物的注意，以及脂砚斋对《红楼梦》中大量草蛇灰线般的伏笔和隐语的揭示等，都显示出评点者对文本阅读体悟的精细度和敏感度都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已深入到了小说艺术创作的深层肌理。对于这些具备理论生发性的评点资料的利用，以往似乎主要是研究小说理论的学者们的工作，而且研究的方式也主要是对这些批点加以解释和梳理，并进一步形成小说批评史，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原创性理论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大量深细的文本研究对这些评点家的某些观点加以扩充、完善和丰富，并用现代理论语言加以表述，那么一种新的理论很可能就由此而形成了。比如前面提到的金圣叹对“哨棒”和“帘子”等器物的关注仅仅以“哨棒此处起”“哨棒二”“哨棒三”……“帘子一”“帘子二”“帘子三”……等方式简单地标出，至于其在整部小说中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在其他小说或艺术形式中是否也有类似笔法，其表达效果及结构意义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金圣叹都没有再去追问，因此其点评也就到此为止，这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难以深入、难以形成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根据金圣叹的这一提示稍微扩大一下阅读范围就会发现：与此相同或类似的笔法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乃是大量存在的，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也是大量存在的。一些西方小说理论家即根据类似的现象提出了小说叙事节奏理论24、小说中的重复模式理论25以及小说“章法反复”与“形象迭用（或形象密度）”等理论26。笔者相信，在中国古代丰富的评点学资料中，一定还蕴含着大量类似的理论触发点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深入开掘。

此外，多学科融通与世界文学视野的培养也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国家古典小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一些具有世界性的小说现象，从而帮助我们确立一些具有理论发掘潜力的重要研究方向。但这个问题已经窜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远非这篇短文所能阐述清楚，这里就不再多论了。

（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