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领导莱茵报
解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的领导，并移居科伦。从这时起，该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质。”[194]
（当时我二十四岁），我是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最初受到一般的书报检查。[195]
康普豪森先生是我当时的同事之一，他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上了普鲁士首相。[196]
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197]
解说：《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莱茵报》对共产主义的报道。10月15日马克思写了反驳的报道，这是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的开端。[198]
最亲爱最尊贵的奥格斯堡长舌妇！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使我们了解到现在德国独立的人很少；十分之九的有教养的青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向国家乞食；我国的河流枯竭，航运衰落，过去繁荣的商业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自由的制度在普鲁土推行得缓慢无比……《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绝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地、深入地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么，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
解说：10月20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莱茵报》刊登了政府一项改革离婚法律的计划。当局对离婚法草案的准备和讨论是相当秘密的，该法案在萨维尼的领导之下拟定。[199]萨维尼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的法学老师，[200]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为政府法律审核部部长一职，期间中止了学术活动。[201]草案的公布，引发了《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纸展开广泛的讨论。[202]报道甚至引起了国王的注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1月13日给三位检查大臣的内阁训令说：[203]“《莱茵报》已率先发表法律修订部起草的婚姻法草案，朕已知悉，其他报纸也已从该报转载。该报编辑部想必是因官方之玩忽职守，而知晓本草案的；故此，朕不能听之任之，必予追究和处罚。”
解说：在马克思领导下《莱茵报》十分关心当地贫民的疾苦。莱茵省的贫民历来都是捡拾枯枝作为柴火，但是议会有人提议说枯枝作为大树的一部分应该属于树木的主人，因此对捡拾枯枝的行为应该立法规定为盗窃行为。马克思写《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抨击了这种提法的荒谬性。[204]从马克思的文章和理论原则上，都可以看出，马克思非常关注实际问题、具体的现实。这一特点鲜明地表现在马克思对“自由人”团体的态度上。
［10月底］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卢格］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05]
解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自然引起了检查机关的“特别关照”。
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关于“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206]
解说：对于《莱茵报》受到的检查，恩格斯回忆道：“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察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伦日报》上关于斐拉雷特（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译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神圣的东西不可作戏曲’。”[207]“《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208]
解说：检查官看的校样必须在晚上送去，因为报纸要在早晨出版。检查官的红笔还常常使印刷所夜间的工作拖得更长。一天晚上，检查官应邀带夫人和女儿参加由省长举办的盛大舞会，在走以前，他必须要完成书报检查工作。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校样没有按平常的时间送来，等了很久他才知道，印刷厂已经关门了。检查官就坐了很长一段路的马车到马克思住处，当时快11点了，他使劲按铃，很久，马克思从窗子里探出头。
“校样！”检查官吼道。
“没有！”马克思朝下喊。
“可是——！”
“我们明天不出报了！”说完马克思关了窗子。
检查官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以后他就规矩多了。[209]
解说：除了对付检查官，马克思还与当局直接对抗。
［总督冯·沙培尔］通过科伦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先生于［11月］12日交给我一份书报检查部的训令，另外还有两项命令，并要求我对此表明意见以便记录在案。鉴于要求我作出的说明至关重要，我认为与其按照程式发表由人记录的意见，不如现在直接向总督冯·沙培尔书面提出。[210]
解说：训令需要以官方承认的责任编辑——书商雷纳德的名义回复，实际上给总督沙培尔的信是马克思起草的。信中马克思策略地利用了法律，让对方提出，到底是哪条法律授权官方这么做的，从而使得官方没有任何借口查封该报。尽管沙培尔向书报检查部汇报中，仍意图对《莱茵报》进行侦查。但是由于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因此只好对《莱茵报》加强检查。[211]
解说：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有过交往。恩格斯在回忆说，“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212]
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通信，对付总督的指控、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等等，而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213]
解说：12月20日前后，马克思到克罗茨纳赫，与燕妮在一起。[214]不久，马克思回到科伦。1843年1月1日，马克思开始写《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半个月前刊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布伦茨的两篇匿名文章，报道摩泽尔农民的贫困状况，谴责政府对贫民控诉采取的冷漠态度。总督指责他诽谤政府，科布伦茨无力反驳。于是马克思承担起辩护的责任。写作持续到1月20日，文章从15日开始在《莱茵报》上分5期进行连载。[215]马克思又写了该文的续篇，《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但被查禁而未能发表。[215]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节录）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解说：正面的对抗导致了当局对《莱茵报》的查封。1月20日，普鲁士政府通过了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的决定。[217]
最后，柏林内阁大发雷霆，发布了一份反对我们的宣言之类的东西，向全世界昭示我们的一切罪行，并在结尾宣布将在季度末封我们的门。[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