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莱茵报的查封
《莱茵报》已经被查封，被宣告有罪而判处死刑。它的生命期限是3月底。[219]
对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220]
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221]
解说：股东们并不愿看到报纸关张，于是起草了科伦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试图作出退让。请愿书在1月30日的科伦市民大会上通过，马克思也在上面签了名。[222]2月7日、8日、9日、11日莱茵报社连续召开监事会议，讨论如何对报纸的查封表态。监事会没有采纳马克思起草的《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而是建议全体会议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以马克思起草的前两节为基础而没有采纳第三节，总体上变得更缓和了。[223]2月12日。莱茵报社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全体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备忘录的决议。[224]莱茵报公司股东起草了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呈文，马克思作为股东签名。[225]
在处决前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双重检查。我们的书报检查官是一个正派人，他还要受本地行政区长官——一个唯命是从的傻瓜冯·格尔拉赫先生的检查。我们的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226]
解说：很显然，对检查效果当局并不满意。
政府从柏林给我们派了一个特殊人物（冯·圣保罗先生）来代替市检查官。当这样做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就在他的检查之后又加了一道科伦行政区长官的复查。[227]
解说：检查官圣保罗回忆说，“我以私人的身份结识了这里的报纸的主要工作人员，特别是其中影响最大的马克思博士。……马克思确实坚信自己意见的真理性，而对《莱茵报》的撰稿人，你可以把其他一切归咎于他们，唯独不能把无主见归咎于他们。”[228]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的空气。[229]
我退出了编辑部，因为股东们还试图同普鲁士政府谈判。[230]
解说：2月底马克思同书报检查官威廉·圣保罗几次谈判，建议他劝说政府在自己退出编辑部之后撤销对《莱茵报》的查封。[231]
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232]
解说：马克思在《莱茵报》第一次实行并贯彻了后来在报纸编辑部通行的主编制度，成为现代报刊事业重要的历史遗产。尽管马克思领导《莱茵报》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但是这段经历让马克思深切地接触到社会现实问题，并开始反思这些问题背后的理论根基。退出《莱茵报》，24岁的马克思步入了自己理论创作的黄金时代。[233]《莱茵报》的被查封是马克思人生和思想上的一大转折点。从个人生活来说，24岁就领导一家报纸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令人钦佩。报纸被查封直接终止了马克思的事业前途，也导致了他生活失去了着落。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说读到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怀疑黑格尔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促进的话，报纸被查封则让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地上的神，是理性和自由的化身，但是代表国家的皇帝亲自颁布书报检查令限制自由，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就现实化了。这可能是促使马克思彻底反思黑格尔理论的最初契机。退出编辑部之后，马克思把自己的婚姻事务提上日程。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234]
解说：一个新的事业又摆在马克思面前。马克思收到卢格寄来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其中收录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还有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235]费尔巴哈的新思想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一开始就与费尔巴哈有原则上的分歧。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236]
解说：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政治和自然都是哲学需要强调的。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历来是哲学最为璀璨的双星。3月18日，《莱茵报》正式刊登了马克思退出编辑部的声明：[237]
声明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
解说：得知马克思离开，书报检查官圣保罗表达了他大为放松的心情，“今天形势完全变了。整个报纸的精神领导者马克思博士［17日］终于退出了编辑部。接任编辑职务的是奥本海姆，一个极其温和而又无足轻重的人物。……今天我用于书报检查的工作时间几乎不到先前所用时间的四分之一。”[238]
解说：圣保罗还回忆说：“马克思博士［3月20日］顺便告诉我，他就是为答复冯·沙培尔总督的要求而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作者。在他去职以后，科伦这里事实上已经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够维持报纸先前那种令人憎恶的尊严并且强有力地代表报纸的政治倾向了。海因岑、荣克、律师迈尔、梅维森等人虽说文笔异常锋利，但是他们的意见缺乏科学的核心，他们只是在某些方面占有了卢格-鲍威尔-马克思的实际结论，他们不过是本能的激进派。”[239]
解说：3月底马克思去荷兰，在拖船（□一种船体小而发动机功率大的用于拖曳其他船舶或浮体的机动船）上给卢格写信说：[240]
“目前我正在荷兰旅行。根据这里的和法国的报纸来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坑，而且一天天地越陷越深。我敢担保，最缺乏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不能不感到这种民族耻辱，即使是在荷兰，他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个最寻常的荷兰人也比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强，因为不管怎样他总算是一个公民。”
解说：马克思回到科伦，5月份在给卢格的信中说：[241]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解说：为了与卢格和书商弗吕贝尔商议《德法年鉴》的出版协议，马克思到德累斯顿，并计划等弗吕贝尔来达成协议之后在5月25日左右拜访费尔巴哈。[242]卢格在给弗吕贝尔的信中说：“马克思同意了我们的协议，但是他只能住在斯特拉斯堡，因为巴黎的用度对他来说过于昂贵，而且他也担心，住在巴黎会大大减少同德国人的联系。”[243]卢格在5月24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马克思由于将……结婚，……必须选择最短和最快的路程回……克罗茨纳赫，……但是弗吕贝尔误了［马克思］及早启程。为了刊物的事，……必须同他谈判，而他尚未到达。……马克思眼下除了等到最后的期限，然后取道最近的路程回家而外，别无他法。”[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