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伯龙根之歌》后记

翻译《尼伯龙根之歌》是我心存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我是非常感激DAAD（Deutscher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即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感谢两个单位的支持和厚爱，使得作品能够翻译完毕和付梓问世。

在开始学习以及后来教学“德国文学史”“德国文学”的讲台生涯里，《尼伯龙根之歌》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题材和内容。

后来，它便成为我发愤研读、深入学习的契机和动力。

2002年10月，DAAD支持我有关研究和翻译《尼伯龙根之歌》的计划，邀请我前往德国的帕骚（Passau）大学，期间得到帕骚大学民俗学系主任、教授瓦尔特·哈埃亭厄（Prof.Dr.Walter Har-ting）博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安排我下榻在维特大街（Wittgasse）8号三楼先生的住所。

多瑙河和莱茵河从左右两旁不远处缓缓流过。

夜晚寂静时，多瑙河拍击河岸的波浪伴随着读书人的青灯黄昏，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的惬意和留恋。

多少回地站在横跨多瑙河的大桥上，我便在眼前多少回地浮现了《尼伯龙根之歌》发生在帕骚城内城外的动人情景，而翻译《尼伯龙根之歌》也正是在那段学习的时间里完成的。

其实，就是在帕骚也并不是单纯地翻译，而是在读书。

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便是读通原文，忠实原文，不拔高，不低抑，因为只有忠实原文才能产生忠实的解释。

翻译时我希望努力运用原来的语气和素材，不作解释性的改头去尾，希望以此保持诗文原来的精神和面貌。

《尼伯龙根之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歌体裁，那便是在叙述或演唱的韵律之间留下了一个断档之处。

这类体裁在阿拉伯诗歌中也时有所见，可是它给翻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困难。

事实上，由于德语和中文在语言和词汇以及发音上的巨大差别，绝对的对应着翻译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否则，它要么不能成书，要么，即便成了书也是让人无法阅读的。

因此，在翻译时既要照顾到全句的断档之处，又要考虑到断档前、后两个部分适当的位置和字数，所以有时候甚至出现把人名也以音节和发音分为前后两处的情况。这实在是翻译过程中的无奈之举，丝毫没有标新立异的意思。

《尼伯龙根之歌》会给中国的读者带来许多的想象。

它在诗文中的有些情节容易使我们想起《一千零一夜》，想起昭君出塞，想起文成公主。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联，至少在目前，谁也说不清楚。可是，人类的文化虽然分东西南北，但自古以来，它们便是交往的，不能完全受有否文字记载的约束。

文字记载只是其中一部分，有时候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类更有反映自身生存的大文化，这才是人类文化的力量和伟大之处，它像水在世界上到处流淌一样。

我还应该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广汉和魏东两位老师，魏东老师在校对和编辑译文时做了十分细致的工作，让译文更加准确、通俗、明了。

另外，我有许多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朋友。他们在我翻译《尼伯龙根之歌》时给了我许多的勉励和支持，甚至亲自驾车帮助我前往贝希拉恩、梅尔克、杜恩斯坦因、尼伯龙根河谷、图尔恩、维也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借此机会，我向他们一一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相信，《尼伯龙根之歌》一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当然，我更相信中国的读者，他们会在《尼伯龙根之歌》的书中找到许多思考和再生产的契机，他们会从中找到许多新的发现。

祝愿《尼伯龙根之歌》在中国的艺术园地里寻觅到更多的朋友。

曹乃云

2017年7月22日识于纳木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