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李凯^[1]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兴盛繁复的局面。其中，《文心雕龙》以其独特、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核心，至有“龙学”之称。据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统计，《文心雕龙》的研究大约占整个中国文论研究成果数量的40%。因此，《文心雕龙》的研究既是热点、重点，同时又是难点。研究《文心雕龙》之难，个人以为有如下缘由：一者，舍人出入四部、“纵意渔猎”，《文心》“体大思精”“笼罩群言”，其涉及内容之广、包含时间之长，非短期可以进入其中，遑论研究？杨明照先生集毕生之力于《文心雕龙》，举世誉为“龙学泰斗”，犹以为对《文心雕龙》下篇比较清楚，而对上篇则还不全懂。二者，《文心雕龙》研究大盛，始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之建立。20世纪以来，欧风美雨，遍及华夏，诸多学科，端赖西学而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学科之建立，也复如此。虽学科建立之意本在寻求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用以构建中国现代文论，但以西格中、以西律中的研究导向和研究理路，结果却是使中国文论“失语”。于是《文心雕龙》研究，争论歧异，倍于他书。三者，今日研究《文心雕龙》者，皆为新式学校所培养，既少家学，鲜习古籍。一般文言文阅读尚且艰难，何况全以骈体行文之《文心雕龙》？故新时期以来之硕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恒语学生：“《文心雕龙》，尽量少碰。”此非推卸责任，实则研究《文心雕龙》不易。曹师顺庆，弢甫（杨明照先生字）先生之第一个博士、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第一个博士，即未选取《文心雕龙》作为毕业论文，而以《中西比较诗学》开创新学科。顺庆先生自非不熟悉《文心雕龙》者，其对中华文化元典之熟稔及其重视，以元典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的教学模式，现已取得突出效果。20余载，曹师培养博士数以百计，而以《文心雕龙》为专题毕业者，仅有三人，皆法语、英语、德语翻译、接受之研究。40余年，中国大陆以《文心雕龙》为题名的硕博论文，据知网载录，共计227篇，其中博士论文16篇，斯则可见《文心雕龙》研究之难。

就研究意义来说，本书首先是四川《文心雕龙》研究脉络的传承之作。虽然《文心雕龙》研究不易，但总有敢于吃螃蟹者。我指导并且第一个毕业的博士生王万洪，就属于川人所谓“易胆大”。他坚持选择以“《文心雕龙》雅丽思想研究”作为毕业论文，我始则劝告，终则从其所愿，原因盖有三：一是王万洪勤奋努力、持续上进的劲头打动了我；二是学无禁区，虽《文心雕龙》号称艰难，成果丰硕，但并非无进一步研究之必要；三则蜀中近代以来为龙学研究重镇之一，选择《文心雕龙》作为研究对象，此亦学术研究薪火相传之理。按，《文心雕龙》研究与吾蜀关系极深，兹胪列如下：明代新都杨升庵用五色彩笔批点《文心雕龙》，被认为第一部“龙学”研究著作，开启明清两代以批点、评论形式研究“龙学”之先河，对曹学佺、纪昀、黄叔琳、章太炎等诸人影响颇大。20世纪以来，四川大学成为研究《文心》重镇：刘咸炘著《文心雕龙阐释》，庞石帚著《文心雕龙杂记》。刘咸炘之《阐释》，汇通古今，结合中西，见解精深，发人深思。《文心雕龙》校注双璧——王利器、杨明照二先生，皆为川大学生。前者毕业于川大，后者毕业、任职于川大。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龙校证》被誉为“龙学始有可读之书”。杨明照先生更专力于《文心雕龙》校注、相关资料整理及其研究，用力之勤，成果之著，并世罕有。《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即书名而知其探索精进过程。“龙学泰斗”，诚非苟得。他如陈思苓教授著《文心臆论》，也是蜀中研究《文心》之名作。至于弢甫先生门下，吾师顺庆先生，开疆辟土，由比较诗学而及中外文论史、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西兼顾，尤重未来；李建中先生为当代《文心雕龙》研究名家。二人门下弟子，多有研究《文心雕龙》者，如吴中胜等。20世纪，四川作为“龙学”研究重镇，洵非虚言。21世纪以来，随着弢甫先生谢世，四川本土研究《文心雕龙》者极其稀少，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王万洪选择“《文心雕龙》雅丽思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也就多了一份责任和价值。

其次，本书对推进当前的《文心雕龙》研究有一定助力。《文心》作为研究先秦至齐梁文学专书，不仅系统回答了文学何来（本质和来源）、文学何为（创作和价值）、文学何有（文本构成及体格风貌）、文学何鉴（接受和评价），而且展示了梁朝之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刘勰本人思想的复杂性、《文心》内容的丰富庞杂，致使对该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以及表达的文学思想的研究争论迭起，莫衷一是。以《文心》写作的指导思想而言，即有纯粹儒家说、儒家主导说、道家为主说、以佛统儒说、综合诸家说（儒道佛）等等。而《文心》本身的文学思想究竟为何，则研究者关注尚少。《〈文心雕龙〉雅丽思想研究》明确指出，《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是源出儒家之雅丽思想，雅丽思想在全书“序论”中萌芽，在“枢纽”论中正式提出，作为指导文体论的原则、创作论的核心、批评论的中轴而贯穿全书。为了获得这一结论，必须回答清楚以下问题：

第一，《文心雕龙》是否有一条隐伏贯通全书的理论红线？换言之，导源于儒家的“雅丽思想”是否贯穿于《文心雕龙》枢纽论、文笔论、创作论、批评论之中。这是王万洪在选题时我最担心的问题。本书“表现论”部分，从《文心雕龙》内证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推测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前人没有看到这一问题，他看到并论证出来，这是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学术价值。

第二，雅丽思想的理论渊源为何？该书认为，雅丽思想源出儒家，吸取了先秦至《文心雕龙》成书时期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魏晋玄学等流派的相关思想，并化合了部分书画艺术思想；汉代谶纬神学及部分佛学思想也是雅丽文学思想的渊源对象；此外，史传著作以其丰富多彩的术语运用、严密的组织结构、纵论百家的历史素材，也成为《文心雕龙》取法学习的重要对象。在现有回答《文心雕龙》思想渊源的成果中，该书的分析最为全面。

第三，雅丽思想的历史地位怎样？本书在结论部分通过分析《序志》篇提出的曹丕、陆机等十家文论，提出《文心雕龙》超越了“文学自觉”的文论水平，雅丽思想是对“文学自觉”的再次理论自觉，是对“文学自觉”感性过度的理性回拉；雅丽思想在继承吸收魏晋文学理论“自觉”成果的同时，又对这些“理论自觉”所出现的不足进行了纠正与提升，呈现出更高、更新、更精的内容与超越时代的特点，这在《文心雕龙》全书的写作内容、结构体系和折衷思维方法论三个方面俱有清楚体现。

再次，本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上有两点值得充分肯定。一是凡证成一结论，王万洪必搜罗所有材料，特别是从《文心雕龙》文本出发，尽力寻找内证，不主观臆断，凿空立论；二是有学术勇气，敢于立论。虽则论点时或有偏差，但著书必立说之勇气可嘉。此二点，当今殊为难得，尤当成为学界共识。

自然，该书作为王万洪博士论文的修改补充，远非尽美尽善。其不足之处略有数端：

第一，就内容而言，该书时有重复旁逸，致使该书引用《文心雕龙》原文者，同一文字，多有复见。为论证清楚，当有必要，但多次出现，非必全引。该书第一、二部分分工明确，但论述内容前后有所重合，如过多论证《文心雕龙》雅丽思想的理论渊源，且“运用论”与“表现论”有部分重复。

第二，就结构而言，尚有缺失。该书应该将《文心雕龙》雅丽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影响论证出来。尽管在结论部分谈到了雅丽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比较新颖，也符合事实，但并未讨论雅丽思想的历史影响问题，更没有将雅丽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阐述出来，这在结构上是有缺失的。据王万洪讲，他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学大系编纂暨海外传播研究”中承担了《汉代雅丽文艺思想研究》，也在四川大学承担了《汉唐雅丽文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的中央高校基本业务项目，如此，则其对雅丽文学思想的研究就不仅仅停留在《文心雕龙》一书的研究上，而是可望打通研究先秦两汉到隋唐五代乃至当代文学艺术之中的雅丽思想。

第三，深度尚需进步。就本书来看，雅丽思想之所以能够提出，其根本在儒家，而汉代儒家地位的显著上升与儒家文献称“经”的历史变化则是儒家主导《文心雕龙》的学术背景。刘勰作为儒学信徒，以复古为主、新变为辅的整体观念对数千年文学史进行统照合观，赞美“商周丽而雅”，批评“魏晋浅而绮”，如果没有汉代儒学的巨变，这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所以，对雅丽思想的研究，应当加大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突出汉代儒家地位的显著上升与儒家文献称“经”的历史变化。从本书来看，他看到了问题并且意识到未来努力的方向，但限于时间、精力、学养，这些问题只有留待其未来学术研究更好地处理。

年过五旬，天命不知，惑者多有。既非老师宿儒，也非《文心》专家。侈言学术，唐突舍人，实为罪过。屡辞王生之请，不获应允，故窥管测蠡之言，得缀简端。大雅高明，幸勿齿冷。

2019年7月27日于德馨苑

[1] 李凯教授，1966年4月生于四川简阳，长于文论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