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今命名之争
虞夏时期，汉字体系开始成熟，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大熊猫理所当然应有文字记载。
单就那副长相，体态丰满，头圆颈粗，耳朵小尾巴短，眼部带八字形黑圈……尤数黑白二色格外抢眼，以古人的聪慧，瞟一眼一抓一个准，自然白纸黑字记录在案。
然而，我埋头史料搜寻大熊猫的踪迹，却发现情况一点也不乐观。
乍一看，关于大熊猫的史料不少，散见于不同朝代，包括《尚书》《史记》《说文解字》《南中志》《尔雅疏》《蜀中广记》《峨眉山志》等，有几十种之多；时间跨度大，从春秋战国直到清朝，上下三千年。
仔细再看，才发现大熊猫竟与古人玩起捉迷藏——记载分散，资料零碎，多的是只言片语，缺的是详实准确，若隐若现真假难辨。
战国时期的《尚书》，就“如虎如貔”四个字。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相关记载看似一句话，沾边的只有“貔貅”二字。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稍显实在，有颜色也有地点：
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
辞书的鼻祖《尔雅》照样简略，仅“貘，白豹”三字。还好，晋代郭璞学识渊博，注释中云：
似熊，小头，瘅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
其中，“似熊，小头，黑白驳，舐食竹骨”等，倒也属于关键词。
南朝时的《后汉书》，语焉不详：
哀牢夷出貊兽，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
宋代罗愿的《尔雅翼》别具一格，称：
貘，今出建宁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铁，可顿进数十斤，溺能消铁为水。有误食针铁在腹者，服其溺则化……今蜀人云峨眉山多有之。
释义里的貘“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铁”，黑白二色的确类似熊猫。故而《辞源》也道出“据所描述有似大熊猫”的话。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有这么一段：
晋制，有白虎幡、驺虞幡。白虎威猛主杀，故以督战；驺虞仁兽，故以解兵。
后人不知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得出“驺虞”是大熊猫的结论，并冠以“和平使者”的美誉。据说两国交锋，只要一方亮出画有驺虞的旗帜，立即停止纷争、重归于好。
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广记》，多引用前人注释，读来依旧令人费解：
《蜀都赋》戟食铁之兽，注：貊兽，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舔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郡。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涉及貘的药用价值，释名时认为“皮为坐毯卧褥，能消膜外之气”。此外，貘膏治臃肿，能透肌骨；貘尿治吞铜铁入腹者，水和服之即化为水。究竟是道听途说，还是果真灵验，今人无法求证——谁敢捕杀国宝剥皮吃肉。
到了清代，相关几部地方志陡然一变，描述的形态开始与熊猫挂相。如湖南省的《直隶澧州志》：
貊力多，好食竹，皮大毛粗，黄黑色。可为鞯，寝之，有警则毛竖，永定（今大庸县）间有之。
其中，喜欢吃竹子这一条，总算一语中的。
让人眼前一亮的志书，当属胡世安编著的《译峨籁》：
貔貅，自木皮殿以上林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庞赘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声訇訇，似念“陀佛”，能援树，贪杉松颠并实，夜卧高篱下。古老传：名皮裘，纪游者易以貔貅，此兽却不猛，两存以备考。
胡世安工诗文，官居一品。这位清初顺治年间的大学士，祖籍四川井研县，距峨眉山不过一天路程。他早年曾三次游历峨眉，熟知山中风景名胜和动植物资源，是以留下了峨眉山最早一部完整详实的志书，也留下了有关貔貅的史料。
皮毛黄中带白色花纹，体态臃肿行动缓慢，善于爬树，性格温顺常被狗欺负，最后以“非猛兽也”道出貔貅的本性。
而木皮殿的海拔，又恰在两千米之上，适宜大熊猫生存。
还别说，胡世安眼光独到下笔精准，《译峨籁》书中貔貅的特征和习性，确实同大熊猫相似度最高，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
其后不久的《陇蜀馀闻》《峨眉山志》，基本上原文照转。
峨眉山山高林密，竹子种类多，早年有大熊猫踪迹，应是不争的事实。胡世安要么亲眼所见，要么听当地人讲述，其笔下的貔貅才会如此生动形象。
几百年过去，一九四八年夏天，峨眉山村民曾捕获大熊猫幼崽。此后，又不断有所发现。直到一九九二年，还有成年雌性大熊猫下山觅食。
清代地方志类目设置，不可或缺的是“物产”。作为大熊猫而今的主要栖息地，岷山山脉、邛崃山脉、秦岭南坡等地，当年生活的大熊猫数量应该更多。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地方的府县修志时，“物产”里大到豹子、狗熊，小到野鸡、竹鼠，皆一一详录，唯独不见貔貅。
显而易见，《译峨籁》等书中有关貔貅的记述，未能引起其他府县的应和。
今天的状况迥然不同，大熊猫珍贵无比，只要能在史料中翻出只言片语，哪怕似是而非，也要牵强附会。“白熊”之类，带“白”又带“熊”，顺势就往熊猫身上靠；就连不沾边的“角端”，也要指鹿为马。
以《雅州府志》为例，虽然雅州与峨眉山相邻，书中却找不出貔貅一说，倒是有这么一段文字，后人将其作为大熊猫的佐证：
角端瓦山中，峨眉僧寿安云：“此中有兽，不知其名，类画图中角端，食虎豹而不伤人。”僧养之以为一山之卫。
只是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荒谬。
角端，传说中的独角神兽，日行万里，通晓四方语言，护卫明君。这等通天本领，大熊猫哪里具备？同样的记载，《陇蜀余闻》中亦有，且年代早于《雅州府志》。可见，不过是当年修志之人转录而已。
扪心自问，是古人惜墨如金、言简意赅，还是今人学识浅薄、悟性不高？真个难煞人。
熊猫即“白熊”之说源于史料，不过这史料来自日本，算是舶来品。日本的《皇家年鉴》，将这段历史渲染得绘声绘色。
唐睿宗垂拱元年，总揽朝政的武则天选送两只白熊作为礼物，赠送日本天武天皇。
白熊为大唐独有，馈赠日本大有深意。此前两国交恶，白江口之战，日本及盟友损失惨重，多次派出遣唐使前来修好。这一次遣唐使归国，为摒弃前嫌示好日本，礼物珍贵非同寻常，体现了武则天的良苦用心。
“白熊”是什么动物？大熊猫专家胡锦矗语出惊人：就是大熊猫。
大熊猫研究领域，胡锦矗大名鼎鼎。此公开风气之先，又是领军人物，著述等身，被誉为“熊猫教父”。说到中国大熊猫研究，绕不开此公。
早年知道胡锦矗，也是通过一本书。
改革开放之初，研究大熊猫的人少，文章也难得一见。最有价值、最具权威性的专著，当数《卧龙的大熊猫》，圈内人推崇备至。作者胡锦矗、乔治·夏勒、潘文石、朱靖等，个个如雷贯耳，皆当今世界大熊猫研究的名家。
当年买这本书，可谓咬紧牙关，半个月的伙食费对我而言，绝非小数目。
书中提及古籍中的熊猫，且单列一节。全书图文并茂、资料详实，数据充分、条理清晰，使我获益良多；对几位大名鼎鼎的专家，更是无限景仰，期盼有缘相见，释疑解惑。无奈乔治·夏勒早早离开四川，潘文石的视野聚焦在秦岭南坡，只有胡锦矗不时来雅安，算是常客。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拜见胡先生，叨扰求教，长了不少见识。
探究大熊猫的古代名称，学问大、问题复杂，眼见柳暗花明，却又疑窦丛生。
史料显示，大熊猫古名未能一以贯之，杂乱且无规律可循。认同度高的、争议大的归拢起来有几十种之多。
同物异名绝非好事，犹如布下迷魂阵，稍不留神便坠入其中，绕来绕去出不来。
不同时期的不同史料缺乏关联度，彼此难以衔接，名称更是截然不同。大熊猫学者反复考据，梳理出的有“貘”“貊”“貔貅”“驺虞”“白罴”“白豹”“猛豹”“执夷”“皮裘”“角端”“食铁兽”等。
这么多称呼里面，真正是大熊猫古名的，肯定有，并且不止一个。当然，也不乏有冒名顶替者、张冠李戴者、以假乱真者。
大熊猫古名的不统一、不规范、不标准，让今天的研究者们好生犯难。分析求证，去伪存真，辨识哪些才是正宗，着实不易。
别的动物远没这么复杂。
百兽之王老虎，尽管也有“於菟”“山君”“大虫”等古名，但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已直呼为“虎”；另一种猛兽豹，先秦古籍《山海经》称“猛豹”，此外难以找出别的古名；再说小小蚂蚁，古今名称基本未变，无非多了“蚁”“蚍蜉”几个别名而已。
说了地上走的，再说天上飞的。
乌鸦古名即为“鸦”，战国时期韩非子的文章中，标题直截了当——《楚人养鸦》，另称“乌鸦”“老鸦”“大嘴鸟”；野鸭的古名，查来查去就多一个“凫”，见诸《诗经》。
水里游的更简单，鲂、鳟、鲔、鲤等鱼类，《诗经》一锤定音，沿用数千年不变。
无数的飞禽走兽，古人皆梳理得一清二楚，名字取得妥帖又中听。何以轮到大熊猫，竟迷雾重重？
千年往事留下千古难题。始终闹不明白，严谨的古代文人，何以侧重于经传的注疏，而不亲自山中走一走看一看，疏忽大意留谜题。
这些年大不同，研究大熊猫者渐多，各种文章见诸报端，专著也出版了不少。参与的人多是好事，眼瞧着熊猫古名探究一步步取得进展。然而，古人留下的疑问太多，一目了然的证据链依然难以形成。
论证过去考究过来，如今认同度高的大熊猫古名有“貔貅”“驺虞”和“貘”等。
认定貔貅即大熊猫的人，总爱引《史记》为证：《史记·五帝本纪》载，“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
《史记》里的“貔貅”就是大熊猫吗？未必。
数年前，岳麓书社出版《史记》，邀约韩兆琦先生评注。韩兆琦是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潜心《史记》研究几十年。“貔貅”究竟是什么动物，韩先生如此评注：
熊罴貔貅貙虎，六种猛兽名，皆训之用于战场。
此话讲得直白不过，貔貅不是一种猛兽的名称，两个字理当分开来读，“貔”与“貅”各指一种动物。古文字学方面，韩先生知识渊博，评注《史记》重任在肩，肯定慎之又慎，断不会连貔貅是一种还是两种猛兽都搞不醒豁，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便是一九八三年版的《辞源》，有关貔貅的注释中，其一肯定猛兽之说，其二认定是旌旗名，其三照录《陇蜀余闻》中关于貔貅的一段文字后，提出“或谓即熊猫”。这般措辞，一副商榷语气，全然没下结论的意思。
时至今日，最新版的《辞源》依然秉持这一立场。
怪只怪，文史学者不同熊猫学者打配合，各执一词。孰对孰错，我倒倾向于韩先生的说法。毕竟古汉语深奥，文史学者的解释，或许更权威。
再者，驱使熊猫冲锋陷阵，似乎有点不着调。任谁都清楚，大熊猫生性胆怯，遇见人总躲着藏着，闻得金戈铁马号角凄厉，还不吓个屁滚尿流，夹起尾巴逃之夭夭。
熊猫古名乃“貔”或“貔貅”之说史料中多见，故而呼声颇高。一旦遭受质疑，地动山摇。
大熊猫文化学者孙前，耗费十年心血，写就《大熊猫文化笔记》，拾遗补缺，纠正了不少谬误，社会反响强烈。为弥补破绽，书中提出一个新观点：“前后貔貅说”。
孙前志向高远，为官之余研究大熊猫，退休后更是全力以赴。他在雅安工作期间，我俩就大熊猫多有交往，至今联系不断。
“前后貔貅说”以清康熙时期划界，之前史料中出现的“貔貅”，称为“前貔貅说”，归入猛兽范畴，来个彻底了断；以后的“貔貅”，称作“后貔貅说”，作为熊猫对待。依据嘛，全靠《译峨籁》支撑。
当然，更准确的划界应在清顺治时期，盖因《译峨籁》刻印成书，据考是一六四七年前后。
“后貔貅说”的提出，尽管属于折冲方案，目的在平息争议，确保“貔貅”即大熊猫古名的地位；但是，首次引用《译峨籁》相关记述，指出书中的貔貅与今天的熊猫诸多吻合，不愧为一家之言。
唯独意外的是，孙前在阐述“前后貔貅说”的同时，“貘”和“驺虞”备受质疑，被排斥于熊猫古名之外。
这种观点，明显与诸多学者相左。
孙前新作问世不久，考古学家黄万波出版了与人合著的《大熊猫的起源》。以后，黄先生到雅安考察，有幸当面讨教。谈起大熊猫古往今来，老人家滔滔不绝思路清晰；说到有关熊猫古名的争议，再次肯定《上林赋》中的“貘”就是大熊猫。
黄万波颇有来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巫山人、蓝田人等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者。黄先生倾注一生心血，致力于大熊猫起源、演化等研究，著述颇丰，不可小觑。
再说胡锦矗，在其多年的著述中，对貔貅观点鲜明，始终坚持“最早的古籍称的貔或貔貅，我认为就是指的大熊猫”。另外，史料中的“貘”和“驺虞”，胡先生也认为是大熊猫古称，甚至做出定论：“关于貘被认为即现在的大熊猫已无争议。”
熊猫古名大讨论延续几十年，各家学者畅所欲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究竟是有一种还是多种古名，毕竟大熊猫活动区域广阔，不同的地方叫法各异，不可能完全统一。
所有的结论任由评说，但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大熊猫没错，出没古人视野几千年，讨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称，一点不过分。
唯有寄希望于熊猫专家，也期盼文史学者参与其中，共同为古代的大熊猫正名。
当今学者苦苦考证孜孜以求，精神可嘉让人感动。无奈做学问太过枯燥，古籍中的大熊猫叫“貘”还是“貊”、“白熊”还是“白豹”、“前貔貅”还是“后貔貅”……且让学者们忙活去罢。
熊猫粉丝大可一旁候着，静待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理出个子丑寅卯实属不易，但愿大熊猫这古灵精怪的家伙，留下的不是一个千古之谜。
我是谁？古代怎么称呼？至高无上的人呀，你们就好好猜吧。竹林中露脸做个怪相，黑白兽狡黠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