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缺位之谜
黄万波提及《上林赋》，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既然史料记载云里雾里，何妨从古代诗文中找找大熊猫的身影？
《上林赋》出自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之手，但算不得首次涉及大熊猫古名，第一当属《诗经·大雅》，其中有“献其貔皮”。
“貔皮”何物？有学者解释为熊猫皮，也有观点认为是白狐皮。究竟属于哪种动物，年代久远，描写简单，任你遐想。
怪只怪，《诗经》在熊猫身上够抠门，仅仅四个字完事。再看其他，《硕鼠》《燕燕》《鸿雁》《鹿鸣》等，几十种动物通通单独献诗一首，每首诗洋洋洒洒几十上百字，什么动物什么名称，今人一看就懂。
也不能全怪《诗经》。“麋鹿攸伏”，同样是四个字，谁都明白说的是麋鹿，只怪熊猫古名太过离奇。
欲究大熊猫古名，首推《上林赋》，研究者中一片拥戴声。
封建王朝天子独尊，世上的好东西，皇家首先享用。熊猫毛色漂亮，性格相对温顺，如此可爱的动物，地方上焉有不送往长安讨好皇帝的？
各地进贡的犀牛等珍稀动物，圈养在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辽阔的森林和草场，喂养异兽几十种，以资天子春秋狩猎。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极尽铺陈，道尽苑中故事。
这么多的动物，哪种同熊猫沾边？便是《上林赋》“其兽则㺎旄貘犛”中的“貘”。韩兆琦先生这般道来：“ 旄貘犛，四种兽名。貘，似指大熊猫。”这等语气，同《辞源》“或谓即熊猫”的注释如出一辙。
如此不谋而合，原因在四十多年前，考古人员曾在西汉薄太后陵的从葬坑，挖出大熊猫颅骨。
一九七五年六月，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白麓塬，当地村民修建蓄水池时，在地下挖出几个长方形的从葬坑，里面掩埋着动物骨骼。
这里紧邻安葬薄太后的南陵，属于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范围，村民赶紧上报文物部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结论，出乎所有人意料：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居然有一个完好无缺的大熊猫颅骨。颅骨表面呈白色，年代短暂连亚化石也未形成，根据牙齿损耗程度判断，是只成年熊猫。
从葬坑发现大熊猫，这是国内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实物说话，熊猫研究人员如获至宝。
大熊猫出现在随葬品里，与薄太后生前喜欢宠物分不开。
薄太后本名薄姬，原是项羽部将魏豹的妾。魏豹兵败，薄姬被招入汉宫，后得刘邦宠幸，生下儿子刘恒，母子俩相依为命。大权独揽的吕后死后，刘恒时来运转登上帝位，是为汉文帝。理所当然，薄姬乌鸦变凤凰，母仪天下成为皇太后。
汉文帝事母至孝，继任的汉景帝对祖母亦百依百顺。薄太后归天，汉景帝办丧事，处处想着祖母生前嗜好，安排熊猫、犀牛等珍贵宠物陪葬，让老人家身后不寂寞。
古代皇室贵族该用什么陪葬品，是讲等级的，不可僭越乱了规矩。薄太后身份尊贵，大熊猫陪葬不足为奇。
这份陪葬举足轻重，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古代大熊猫颅骨。
翻遍《上林赋》，数十种动物里，唯独“貘”列入大熊猫古名，可惜仅此一字再无多言。
若嫌《上林赋》小气不够意思，《东周列国志》在“貘”的描写上，倒是很下了一番功夫。
明代冯梦龙的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写到楚王与晋公子重耳在云梦泽狩猎时，用了一段长文形容“貘”：
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似虎，其发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文黑白斑驳，剑戟刀箭，俱不能伤……
描写够细腻。只可惜，冯梦龙按小说的套路，妙笔生花之后，读者眼前的“貘”长鼻如象，长尾似牛，躯体比马大，剑戟刀箭不能伤害……这么一番形容，即便果真是“黑白斑驳”的熊猫，也没人敢轻易认同。
同样写狩猎，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左牵黄，右擎苍”一句，则不愧神来之笔。寥寥六个字，左手牵着黄犬，右手擎着苍鹰，指代明确，一目了然。
只怨貘命薄，没有碰上苏东坡。
最让研究者津津乐道的，首推白居易的《貘屏赞》。
古人使用屏风分隔房间，唐朝的时候，流行在屏上画貘辟邪。
白居易患头风，睡觉时须将小屏风移至床头，抵挡穿堂风。恰有画工登门，绘貘其上，诗人灵感突如其来，吟出《貘屏赞》一首，意在讥讽时政。
别的不多说，白乐天诗中的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同大熊猫风马牛不相及。
白居易为诗坛巨匠，一字一句千锤百炼。读其诗，屏上之貘如在眼前，分明怪兽一只，哪有丝毫熊猫模样？
汉代、唐代到明代，相隔千年，三位大文人笔下，貘的形象各不相同。虽然认同“貘”即熊猫古名者众多，我却顾虑重重。疑问随之而来，古代的“貘”，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会不会是不同的动物？
历朝历代流传于世的诗文里，涉及动物的数不胜数。
文人大多眼光犀利、观察细致，老虎、豹子、狐狸、猴子等诸多动物，皆能把握特点，写得有鼻子有眼。
何以轮到大熊猫，性格这么温顺，黑白二色这么抢眼，模样这么招人疼逗人爱，居然找不出哪位文人骚客，浓墨重彩留下传世之作？空辜负，国宝那无限风采。
既然诗词小说中难见熊猫踪影，那绘画呢？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高手如林、名家辈出，何不去里边搜寻？
有句成语说得好：按图索骥。
没有照相技术的年代，古人就这么做来着，从岩画、青铜器浮雕、帛画到宣纸作画，留下许多动物的尊容。什么动物什么名称，依图对号入座，错不了。
若古籍所记熊猫确凿无误，上林苑圈养供天子观赏，薄太后当作宠物从葬，武则天作为国礼送往日本，足以显示其为皇家所爱。上有所好下必逐焉，画师们还不争着抢着以熊猫入画，施展平生绝技，讨得君王欢心？
再者，古人好喜庆吉利，丹青里以飞禽走兽呈祥献瑞，千古不变。威风凛凛的老虎、飘逸灵动的猴子、柔美内敛的鹿、舞姿翩翩的鹤，乃至虚无飘渺的龙，传世精品里随处可见。
古人既将熊猫视作瑞兽，不论如何称呼，理当在绘画中占一席之地。
再说，熊猫食竹，一日三餐不离；文人爱竹，尽显气节操守。熊猫与劲竹，二者搭配起来天衣无缝。何况就国画而言，水墨画境界至高，用来表现大熊猫黑白二色，岂不美哉妙哉。
然而，现实残酷又无奈，古代美术史翻个底朝天，就是没熊猫画作留传。历朝历代丹青妙手多了去，何以不见哪位高人动心？
就说唐宋时期，蜀地熊猫的活动区域远超眼下，四川也出了王宰、梁令瓒、黄荃、苏东坡诸多大画家。
其中一个黄荃，身在蜀中长在蜀中，担任前、后蜀国宫廷画师几十载，一度还执掌翰林图画院。黄荃专攻花鸟画，国画里的花鸟画概念宽泛，囊括花鸟兽虫鱼诸类动植物。
黄荃注重观察动植物形态习性，手法细致，笔下的动物形象逼真，画风工整富丽。其子黄居宷、黄居宝等，深得父亲真传。黄家父子的画风受到北宋宫廷的追捧，对宋代花鸟画影响深远。黄荃开院体画之先河，与另一大画家徐熙并称“黄徐”。
父子几人世居成都，加之身为宫廷画师，乃皇帝身边人，到哪里观山赏景一句话的事。无论溯岷江而上，还是登邛崃山脉，几步之遥便是熊猫家园。一旦慧眼独具，笔下黑白兽活灵活现，岂不轻易“天下谁人不识君”！
占尽天时地利的本土名家，尚且视熊猫为无物，何况其他画家。
原因何在？要说没有见过，以当时的生态环境，明显说不过去。人见人爱的熊猫，入不了历代画家的法眼，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不归入瑞兽范畴，要么完全被古人忽略。
有人提醒，清朝的《兽谱》里有，那可是皇帝御批钦定。
一七五〇年，乾隆下旨绘制《兽谱》，朝中大臣奉旨筹划，交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承办，十二年后完成。余省、张为邦画艺一流，《兽谱》采用工笔画法，绘各种动物一百八十幅。每一种动物的名称、习性、生活环境等，只要出自典籍，哪怕再荒诞，依旧原样附上。
人们的心愿总是好的，对《兽谱》评价甚高，认为它是工程浩大的文史工程，是图文并茂的动物图志。事实未必如此，说它是精美的工笔画册，具有艺术价值，倒也靠谱；若说是文史工程、动物图志，未免牵强附会。
绘制《兽谱》，本意是彰显大清强盛，令四海归心八方来朝。
大臣们吃透了皇帝的心理，故而《兽谱》中除了部分凡间可见的动物，多属神话传说中的天马、麒麟、白泽等瑞兽，仅为讨好乾隆满足其虚荣心。
便是后人臆断为熊猫的那幅，不看则已，一看大失所望——长腿长鼻长尾巴，外带一双尖耳朵，横看竖看，与熊猫丁点儿关系没有。
睁眼看世界，西方近代的动植物研究，当时走到了哪一步？
十八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研究逐渐迈向一个高峰，大师级人物不断涌现，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便是其中之一。说来够巧，与《兽谱》同一时期，一七五八年，远隔重洋的林奈发表了《自然系统》第十版。
书中林奈首次提出，将自己用于植物分类和命名的系统，应用于动物领域，确立了生物分类的双名命名法。从此，采用拉丁文“属名+种加词”的双名命名制，对动物进行系统命名，逐渐被学术界认可，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学术命名方式。
白泽（《清宫兽谱》）
角端（《清宫兽谱》）
貘，或作貊，一名白豹（《清宫兽谱》）
貔（《清宫兽谱》）
麒麟（《清宫兽谱》）
驺虞（《清宫兽谱》）
对动植物采用这种命名方式，一改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动植物分类法，不仅将前人的动植物知识系统化，还将其尽数囊括，故称万有分类法。同时，原先命名时出现的学名冗长、语言文字隔阂、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等混乱现象，也得到有效解决。
虽然后人看来，林奈提出的分类和命名规则相对简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然是一场革新，林奈也因此成为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奠基人。今天世界上许多大学，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瑞士的隆德大学等，校园里都有林奈的雕像。
东西方在动植物学研究上的差距迅速拉开。立志于博物学探究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们，雄心勃勃、前赴后继、不畏艰险来到中国，希望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大地上，能够发现动植物新种，尤其是珍稀物种，一鸣惊人。
千万年一路走来，知音难觅的大熊猫，终于迎来慧眼识珠人。
一八六九年，四川西部的夹金山，法国传教士戴维的到来，让黑白兽命运陡转。
【注释】
[1] 林奈 ：即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瑞典生物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的创立者。他首先提出“界、门、纲、目、属、种”的物种分类法，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