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鸡蛋一边
耿立
有人把曾梁漱溟先生定位为“最后一个儒家”，我想这不只是从著述从立说而言。虽然梁先生也有文字传世，但这是从立身的大来讲，从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儒家狂狷人格来讲，即使处危局处乱世横世，也不降身以求低声下气，奴颜婢膝，把自己轻易减价卖掉；大丈夫慷慨入世，以不变通应世，在外人看是愚，是不知看脸色不懂看颜色，这样的不苟且阿世的铮铮骨气，直如李贺写的那匹瘦马，从唐代走来，瘦骨嶙峋，在庸凡人眼里，这只不过是匹筋疲力尽的瘦马耳，但在通马之人看来，定会悲老马之遇，满含热泪“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是啊，尽管这老马被恶顽的境遇折腾得不成样子，却仍然骨带铜声步态嶙峋，从千年前的唐代，走过风尘走过宋走过元，走过硝烟走过明清走到现代。
关注梁漱溟先生经年，而最近二载在写作梁先生传记的时候，曾阅读搜集了许多梁漱溟的材料，走访了许多的人，才渐渐在内心里清晰了梁先生的形象。但怎样以一个词萃取梁先生叙述梁先生，颇费踌躇，每个词都有漏洞，也许，用“真人”这个词来概括梁漱溟先生是稍稍能给人以安慰的稍微恰切一点的，但这真人非道家餐霞饮露坐隐竹丛的真人，而是一种儒家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家的逍遥游和佛家得大自在的及身而化的一种境界，一种高格、不在俗谛的范围。
人们说梁漱溟狂，确实狂，其实狂却是原初儒家所推崇的做派，这一派血脉来自原教旨的夫子孔丘和亚圣孟轲，《孟子》里满目触碰到的是“万物皆备于我”、“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有着血气和男人气的豪言壮语，孔子也有这样的话：“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按照夫子的意思，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长处，取中行之道，这是最好；若不能这样，退而求其次，或狂或狷，不也是圣人之行吗？夫子痛恨的是乡愿小儿，无操守无人格无底线，当利益一来，如蝇嗜血如饿犬逐骨。环顾四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人还少么？
1924年，泰戈尔来华，梁漱溟向印度的大哲介绍儒学之ABC，对狂狷的意蕴加以自己的诠释自己的体悟，他告诉泰氏：“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
好个真精神真态度，我们从这里入手是可以看出梁漱溟人生的真途径，由此来抵达先生的内在深处，这是最好的切口。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激扬文字；于是我们看到1942年，梁漱溟从沦陷的香港只身突围，一路惊险，别人都在为他的生命安危担忧，但梁本人却镇定自若非常自信，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而我，作为一个从乡村（从梁漱溟先生曾思考过实验过，流过泪有过忧思，多年拳拳挂念的曹州乡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接触到梁漱溟这个名字，还是在少年时候的1977年，那还是“文革”的自然延续，街街巷巷还有很多的“文革”遗风。当小镇的集市上，狂热的人们敲锣打鼓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正是麦子黄熟争分夺秒割下、父老劳碌的时分，我知道了梁先生，毛主席的文章白纸黑字印刷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那里列举了梁漱溟的十五条罪状。真是气盛言宜，如惊涛裂岸，不容得你辨别不容得你呼吸。记得在初中曾学习《战国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上面有秦王发脾气：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毛主席的震怒一点不亚于秦王。
作为小人物的唐雎说：“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说：“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
唐雎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寝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秦王与唐雎的廷争与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执是不好比附的，这两个人是朋友，都是以关注农民而走上了不同的拯救农民的道路，虽结局各异，但不能以成败论。在毛梁的这次争执中，我们看到：两个人的脾气都不小，也可见出雅量与水准，是棋逢对手，但不像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和梁漱溟彻夜长谈时候的争论，开国后的北京不是延安，就像毛泽东给柳亚子的诗：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延安窑洞，当时共产党还算在野，而今是“三十一年还旧国”，毛泽东在1938年一见梁漱溟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杨昌济）先生家串门，总是我替你开大门。”梁漱溟在1986年回忆说，在1938年与毛泽东延安长谈六次，其中两次通宵达旦，虽“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毛泽东“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运气，不强辩，……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民国七年的毛泽东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当时毛泽东没有和梁漱溟争论的机会；1938年的延安窑洞，毛梁二人，虽争执，但颇愉快；而1953年的争执，毛泽东的语言如雷霆之怒，驾雷挟电。即使现在我们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的文字，很多地方也能见出当时的火药味：
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待交待吗！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
讲老实话，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这样的语言正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语言风格，直白有力，不拖泥带水，多比附多形象，这样的语言风格曾折服胡适，连胡适都说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选集》里的句子，当时在乡间读到直觉过瘾，心想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恶毒的言语让毛主席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气着老人家全国人民怎么办？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当时是看不到梁漱溟的只言片语，到底梁漱溟用什么言语、什么观点，能这么激怒了伟大领袖，少年时的我只是觉得这老头实在可恶，打入地狱也不多，直到多年后才看到了材料，这时觉得梁漱溟有点像鸡蛋对着一堵石墙，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争执，鸡蛋无疑是弱小的，但鸡蛋无疑也是生命，梁漱溟坚定地站在了鸡蛋这一边，成为一枚一碰就破的鸡蛋，成为坚硬石墙下的蛋。
《毛泽东选集》里《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根据毛泽东9月16日插话和9月18日的插话整理而成的。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梁漱溟后来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一是有些内容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不知是怎么加进去的；二是本来是毛主席的许多插话，不是在一天讲的，现在串起来变成一篇完整的讲话和文章了。”
应该说，毛泽东出身农家，对农民在骨子里有一种血缘的亲近，后来还是依靠农民兄弟取得了抗战胜利，梁漱溟年轻时曾多年在山东的曹州邹平搞乡村建设，梁漱溟是因为农民问题和毛泽东发生了廷争，我不知道梁漱溟最早接触农民是在什么年月，但在曹州槐坛演讲时，他说到曹州的农民，说到那些农民的悲苦酸辛。那是1923年的夏天，梁漱溟来到曹州，由于天气炎热，他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为同学上课，有时太阳炙烤得厉害，索性就脱掉长衫，光着膀子讲演。这颗槐树是唐代的孑遗，唐槐的主干极粗，够两人合抱，主干高出地面齐腰处，有一个椭圆形的大窟窿——在撑出的丛丛如盖的绿荫间，往窟窿里瞧，似乎里面仍蕴藏着许多尚未做完的梦。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中，有淳于棼的游侠居广陵，宅前就有一棵大槐，淳常邀众友槐下豪饮，一次豪饮过度，飘然入梦……而这棵在曹州省立六中校园的槐树储存着多少人的梦呢。这里原本是曹州府衙，这古槐的年轮里一定记下《老残游记》里暴虐的毓贤曾在此杀人如麻。其实梁漱溟何尝不是一个在世间做梦的人，这棵树够年岁够枯槁，但很多的人是否想着它在唐代的高度呢？曾经占领唐朝天空的槐树啊，她也曾有过梦吧？这省立六中的人在槐树下也筑了一个坛，如夫子的杏坛，在槐坛下梁漱溟如夫子在杏坛，侃侃如也。当时的六中校长是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的丛禾生，他在晚年的《鸿泥自忆》里记载下了这件盛事，并还透露了梁漱溟先生到曹州府下的郓城陈坡学生的村庄读书的事情，这就为他在数十年后的“大跃进”凋敝的年份来到郓城看望农民种下了兰因絮果了，丛禾生《鸿泥自忆》记载：
癸亥民国十二年，四十九岁。春，梁漱溟赴陈坡读书（梁对亚三为人，甚为感报，且欲实地观察乡村情形，故有此举）。夏，来校演讲，设讲席於槐坛（当时常以此与礼堂，同为演讲重地）。
槐坛。
古槐连抱上参天，历劫心空不计年。晚有北楼依树起（楼系前清府署时物。何时建筑，不知其年）。焚香展拜奉槐仙。礼堂改建留余地（自民国废府，即以此署全地址归中学，当时以楼改作礼堂，而人数增多礼堂须更扩大，佥议将后墙向外开大，而余不忍伐此古树，故指挥匠人将左右后墙外开，中一间后墙则以槐下为限。内缩二三尺，为保存老槐也，并为培土筑台，台下四周，约以半圆形之坛围护之，即槐坛）。
犹幸勿伐天年延，筑坛其下说诗礼，洙泗遗泽流涓涓，是谁传来北鄙声，礼义诟病功利先。从兹槐坛顿冷落，花坛却筑大门前，炎炎大言满墙壁，虚堂镇日少诵弦。吁嗟乎，古槐无心心自远，只愁花好不常妍。
这篇演讲是崔万秋记录的，在演讲中，梁漱溟忆起住在曹州府郓城、其弟子陈亚三家里时看到的情景：“我这次在陈坡（郓城县城西南三十五里之一乡村）住，有一天吃完晚饭，出在门外闲立，看见那么矮矮的三四岁小孩，和白发的老头，正在拿着黑红色的粗粮食在那里吃，我心里就一阵难过，我刚才吃的那白面馍馍，好饭食，怎么不给这小孩和老头吃？这么小的小孩，是社会上人人应当保护他，好好养他的；这么老的老头，是社会上人人应当尊敬怜惜的；他老了，须要滋养的东西养他的，然而现在那小孩老头即没得吃，而我一个壮年人偏偏有得吃，这是什么道理？”
据崔万秋记载，梁漱溟讲到此处的时候，潸然泪下，听者莫不寂然无声，垂首掩泣！梁漱溟停顿了许久，慨然而叹：“这真是不合理的！”
也许梁漱溟后来关注乡村的种子在此时种下了，以后就萌发了农民成了他一生的牵挂，这就是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选择决不应该是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而发展畸形的城市、畸形的工业的心理基础了，于是梁漱溟说“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和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发生冲突了。
1953年9月1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以被邀者身份走上主席台，在说完客套话之后，梁漱溟话锋一转，矛头直指自己所关心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不料，梁漱溟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触怒了也是搞了半辈子农民运动、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反应是激怒一样的强烈：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随后写信，要求向领袖澄清事实。但对方频频泼过来的话却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18日，在一片汹汹攘攘的批驳声中，梁漱溟狂狷的姿态，不肯服输的强硬的声音又一次回荡在会场：
“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毛当即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仍不甘心：“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当然，场上的那些观众不会无动于衷或保持中立，梁的声音被一阵阵狂愤的呐喊所打断：“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
最后大会举手表决是否给梁漱溟法发言的机会，少数人举手给梁漱溟发言的机会，多数人都举手轰梁漱溟下台，很少有人站在鸡蛋这一边；但那些举手轰梁漱溟下台的人，在1957年的“反右”时，有几个幸免呢，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农民是弱者，在这次发言的争执中，为农民代言的梁漱溟是弱者。但很多人的根子是农民，但这些人却鄙夷起脚下的泥土，鄙夷起养活了历史养活了炊烟的泥土，从农民的草屋子里走出，再也想不起草屋子的庇护和温暖。
梁漱溟真是太天真了，犹如孩子处子。很多的人转向了，学乖了，政治生态的转变和持续的政治运动如秋雨连绵，把知识分子的真性情洗刷掉了，如一块木头洗掉了颜色，或者沤臭，很多的人推举以“外圆内方”处世，而更多的人则从规规小儒后退而流于乡愿，国家事管他娘，如孟子所痛恨的“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多少头颅高昂的知识分子，多少青眼白眼，现在只有了低眉顺眼，经过脱裤子洗澡，知识分子的尾巴没有了，尾骨也没有了，那里只有倒抽凉气的洞，连脊骨透出的都是冰碴子，直到喉头。罗素看得很清，他说由三条可以去除你的自由的东西——教育宣传和经济压迫。知识分子就是毛，毛要依附到皮上。就像有人警告顾准，再不听话不让你吃饭。很多的知识分子没有了锐气，也没有了脾气，何论那种纵意西风的豪气狂气，荡涤去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在权势面前就只有谦卑和怯懦，就只有逢迎和嘻哈，只有今天天气哈哈哈了。
但梁漱溟，还是一路狂下去。这自然就有了同毛泽东的当面顶撞。其实所谓的廷争，到最后争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能有雅量让不同的声音透出来的一种权利，但梁漱溟错了，个人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渺小，这是强调集体的时代，集体的合唱就会把个人的声音淹没了，你要拒绝合唱那只有沉默，梁漱溟沉默了，一连几年也没有再听到他孤独的声音。
到了大跃进的时候，这时的曹州府已变成了菏泽地区，并且合并到济宁专区，1960年3月12日上午，梁漱溟乘坐由菏泽地委派的吉普车来到郓城，他三十多年前曾到过的地方。当时的郓城县委正在大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鲁成，鲁成曾任郓城县的县长，因反对遍地的浮夸风以及所谓同情右派的问题被撤职靠边了，因此对于梁漱溟这样一个既特殊又敏感的从北京来的人物，在接待时候的分寸就很难拿捏，有关部门感到非常棘手。为防止靠边的县长借机喊冤闹事，就将鲁成先关进县公安局，这样，大墙内无论你呼喊还是顿足，咫尺之外的梁漱溟就听不到了。而梁漱溟到郓城后，也没有住进当时一般按照接待领导或者上层来人住的县政府招待所，而是被安排到县政府内某一干部的房间居住。为防止意外，县政府派人带枪随身保护，即使梁上厕所也守在门口，围拢得连水也泼不进，只差把梁漱溟罩起来。
（背景链接：笔者没有查到1960年菏泽郓城的情况，我知道，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的“万言书”里，曾写到了菏泽饿死人的情况，但笔者查到梁漱溟到菏泽郓城的一年前，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1959年3月23日，从郓城接壤的巨野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其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拥而上——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苦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山东的“五风”刮的疯狂，（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但在1960年的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也承认山东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底层的声音消失在哪里？有人曾形象地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万户萧疏人似鬼，1960年的郓城农村一样是毫无生气，这时梁漱溟的心情是可预料的，他能听到底层的呻唤么？这里是鲁西南平原，黄壤深厚，无山野之胜，无丘阜之耸，平坦素朴的好像没有特色，天是灰的，地是灰的，面有菜色的父老是灰的，有良知的人还有游览的兴致么？大跃进的农村有什么可游览的呢？梁漱溟最想知道如今的曹州农村是什么样子，但却真被遮蔽了，果然，好戏就在听取汇报后的就餐时开场了。为招待梁漱溟，郓城县专门从百里外的济宁市购买了虾、海参等高档菜肴，由专人在县政府食堂烹饪。午间梁漱溟看到餐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如此奢侈之宴席竟然出现在1960年的这平原的深处，虽然听不到外面的啼饥号寒，但梁漱溟的脸色陡然生变，他用疑惑的眼神从陪同人的脸上扫过，像秋冬之季的冷凛的风，尖锐，嘹历，他说：“这样丰盛的宴席，真香呀。县里这要破费不少的钱吧？”陪同的不知梁是何用意，就连忙赔着笑回答：“郓城是小县，准备仓促，以表寸心，只是尽地主之谊，不成敬意……”梁漱溟开始粗声责问陪同的人：“郓城有这样的菜吗？郓城的土里产这些东西吗？现在大家吃的是什么？百姓吃的是什么？你们在县里却大摆宴席，还美其名曰为我接风。”梁漱溟对大厅里等着陪他用餐的县政府的大小官员们说，“诸位，你们自己慢慢享用吧，我吃不了……”
这大概是1953年后，梁漱溟走出北京，为数不多的一次发怒吧，当时是在庙堂之上，而今在水浒旧地，郓城县有关陪同的人想必也没有料到梁漱溟竟然会这样使出性子，这样不给他们面子。那些陪同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收场。
梁漱溟说完，调头就退出了餐厅，陪同的人慌忙紧跟在后面道歉，郓城是小地方，唯恐招待不好，影响梁先生的健康，表示以后不再这样，由梁自己点菜。梁漱溟朗声地说：由我点菜，那只吃白菜豆腐！外加烤红薯！
此时的中国大地，饿殍遍野，无论老幼恐怕都不能免于匮乏，大都陷于饥饿的威胁里；在刚刚视察过的菏泽的乡下，梁漱溟亲眼看到农民家里吃的是又黑又硬的草籽，虽是春天了，但很多父老身穿棉衣还是冻得直打哆嗦，没有火力的身子骨在春风里竟也禁不起折腾了，梁漱溟内心的酸楚可以从他冷峻的神态里看出；他知道郓城的百姓绝不可能比菏泽百姓生活得更好，但从这大摆宴席的举动看，郓城方面对他的视察看来是早有准备的，街道没有了要饭的，也没有了浮肿的人，一切都像做戏，一切都在虚空里。
果然，当天下午，在郓城县领导的陪同下，梁漱溟去乡下视察时，在街上看到有小孩在吃油炸丸子，这在大饥荒的年代绝对是罕见的场景。梁漱溟就问孩子这油炸丸子的来历，天真无邪的孩子说这是生产队发的。当时是1960年的春天，农村还实行公共食堂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又有一小女孩说，今天上面当官的要来看看我们吃得好不好，所以发丸子。孩子的话令梁漱溟悲哀，但更让他心酸的是这时有人说起了顺口溜：
节节草当地的一种水草，三年困难时期被普遍用来充饥，
拉弦子，生产队里炸丸子。
大人仨，小孩俩，生产队长用碗挖。
赶快吃，赶快咽，别让社员看得见。
说顺口溜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谁，他的话又在梁漱溟的心中激起怎样的波澜。但随后梁漱溟竟然看到了这样荒诞的景象：四五十个农民拉一辆牛车，车上装着农家肥。梁对此不解，陪同者解释说，这是社员劳动积极性高的表现。
梁问：“那牛呢？”
回答是：“生产队里正在让牛长膘，不忍心用。”
其时生产队里的牛大多羸弱，站立不起来，或者就死掉了，这样用人代替牛让牛长膘看似多么牛道，但是美丽的谎言。
看不到了真相，一切为了视察而装扮，一切的装扮为了视察，这样所谓的视察还有什么价值呢？梁漱溟沉默地回返到县城。但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视察已经给有关方面带来麻烦——他们已经决定要让他赶快离开！就在梁漱溟回到县城后，郓城有关方面立即与菏泽地委联系，表示梁在郓城只会添麻烦，不如让他提前回去算了。并建议说可以北京来电话以让其回京开会的名义骗梁走。对于这样低等的谎言，菏泽地委提出让郓城县方面去对梁说。梁听后感到疑惑，说从北京来时没有听说有什么会要开，并坚持要再看一天——虽然梁漱溟也很清楚，他的视察不会给这里的农民带来任何好处，也不能影响有关方面的农村政策，他的坚持与其说是一种姿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一种无奈，一种蕴涵悲凉的选择。
回吧，还是回去吧，田园已芜兮，何处归？在由郓城返回菏泽途中，梁漱溟于黄安公社稍作停留，为的是看看30年代“重华书院”（其石制校匾至今仍在）的故址。在喝茶时，梁说：我这次来是看一看一个小指头的问题，看来这个小指头的问题还不小，临上车时，梁口占一绝：
郓城历史有千年，
春秋战国古城垣。
东临阿泽西结鄄，
孙膑宋江生其间。
梁一生极少作诗，他的心思不在雕刻辞章，不在平平仄仄的声韵键着力，如果说梁漱溟是诗人，那他的血液的上游是杜甫，他用血在大地上写民生多艰的诗行，但如今是什么触动了他的诗思？是民瘼，是民生？从他这短短的四句吟诵中，从他着意拈出孙膑、宋江这些身处乱世的豪杰，掂出阿泽即古水泊梁山，我们是不是可以感悟到一些字外的东西呢！郓城历史上以民风刚烈著称，多的是响马，多的是蟊贼，可以喋血，可以刀上求生存，水泊不远，梁山很近，这里面有透着梁漱溟先生深广的忧思吧。
梁漱溟是一个异数，也是一个余数，很多的体制就好像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别样的风景，梁漱溟就是一个没有被掏洗净的余数。
他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和磨难，但似乎并没有使他改变什么，他没有被四则运算整除掉，在晚年，他依然是那样矍铄地狂放，一样的真率，没有渣滓，如琉璃般明净。他一直到死都不曾世故过，都没有学会乡愿。无论做对做错，人格总是透明的，始终不失其单纯的赤子之心。他的个性是执拗的，当批林批孔人人都附和着时势、鹦鹉学舌时，他老人家偏偏要站出来为自己一直崇拜的孔子辩护。戴晴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在那个充斥着假话的年代里，梁漱溟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孩童，说出自己眼睛——没有被阴翳蒙蔽的眼睛看到的一切。
让人惊世骇俗的是，当人们问梁漱溟被批斗的感想时，梁漱溟几乎是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一时刻的梁漱溟让人想到当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时，这位体态虚弱、诸病缠身的科学巨匠，口中仍在喃喃自语：“可是地球仍在转动。”七年后，伽利略双目失明，但他心中仍然相信存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仍然相信地球在转动。梁漱溟在此刻还是那么地坚持自己，让人想到二十年前那次与毛泽东的顶撞。是啊，梁漱溟坚信自己没有错，他对像石头和城墙一样的强大和险恶，对自己的卑弱都十分清楚，但他没有缩身没有缩头，没有像一般的儒家那样，面对险恶，可以以退为进，改守狷道。但梁漱溟毕竟是梁漱溟，他是儒家，却没有把儒家的那套看家的“中庸”习到手。在他的衰年，依然是面对着气势汹汹的逼问，他慨然回答：“‘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这让我想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10年初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的著名“墙蛋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
“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
中国有“以卵击石”的成语，那成语带有贬义，是“不自量力”的亲族，和这个成语相近的还有“螳臂挡车”，但我们从村上春树的演讲里，可以感受到做一个鸡蛋的凛然坚韧，也感到那枚鸡蛋带给我们的温暖。
我们说，梁漱溟是一个以苍生为念的理想主义者，也是自己所信仰的躬行者，他是传统的儒生，也有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不迁的自由秉性和理性觉悟。如果从客卿从士大夫的角度看待梁漱溟，那是不完备的，这也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纷纷易辙更帜的50年代，梁漱溟还那样依然故我、不媚新朝的，连远在美国的胡适都大为激赏、敬叹不已的原因吧。
梁漱溟是“异数”、“余数’，他坚持自己的余数的立场，敢于不被整合，独立不迁，但更是一枚可敬可爱的鸡蛋，他没有加入合唱，也许这样的声音有点刺耳，但这个世界如果只剩下一种声音，那又是多么的可怕。
我想，若没了这枚“鸡蛋”的闪光，若没有了这样的余数和异数，我说的是像胡风、马寅初、顾准，那我们的历史该多么乏味，我们知识分子的面孔该多么苍白，那这知识分子给历史的答卷该是多么地羞愧。
以鸡蛋和卵击城墙击石头，以螳螂的手臂挡车的生灵们多么不自量力啊，但因为有了这些，我们的历史才多了些亮色，多了些温暖。
记得去年在出版梁漱溟先生传记的时候，负责设计封面的人从北京打电话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就用晚年梁漱溟的一张照片，头戴一顶深蓝色的圆帽，满是沧桑，深邃睿智的双眼透着钢铁一样的锐利，而出版社让我在封面上写几句话，我写下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乡愿，不与世俯仰，无论为文还是救世，始终秉天地之正气，凛凛然如霜雪，无愧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山东文学》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