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崇礼1861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贫穷的小庄园。因家庭人口众多，他很小时就外出闯荡。在一位乐善好施的有钱人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中学学业，后又进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
敦氏1888年由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先是在山西传教，后赴陕西。 据于右任自述《我的青年时期》，他年轻时也受到敦崇礼的影响。敦氏在陕西时，与晚清名臣端方往来密切，关系融洽。苏慧廉的妻子路熙在晚年回忆录《中国纪行》一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当毓贤在山西大开杀戒，邻省陕西却没有遵照慈禧的密令，当时巡抚正是端方：
他请敦崇礼过来，悄悄告诉他杀害洋人的命令。“我能拖延三天。告诉你们的人，快走吧。”
敦崇礼他们活着去了汉口，沿着长江去了上海，又乘船去了天津，最后到了北京。当时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八国联军来解救天津和北京被义和团攻击的外国人。有一天敦崇礼在北京看到外国士兵（还好不是英国人）要洗劫一座中国大宅。
“房子主人救了我们。请尊重这座房子。”他叫了起来。
士兵不理睬他，他就去找军官。军官命令士兵停手。房子就是端方的，敦崇礼救了他的房产。
李提摩太对敦崇礼评价甚高：“山西大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非凡的工作热情、永不疲倦的精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字的广博知识，以及他的聪明睿智和处理事务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一个无畏的、诚实的和能干的管理者，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也颁授名誉法学博士给他。
但这样一位能干的教育家，却于1906年8月15日英年早逝了。
敦崇礼病逝时才四十五岁，山西大学堂痛失英才，中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为他哀悼。他生病期间曾住在龙王山上的寺庙，按照他的心愿，安葬在对面的山上，他的同事为他立白色的大理石碑纪念他，该石碑就成为当地数里以内的地标。敦崇礼生前，清廷给他二品顶戴，死后赏有头品顶戴。
被苏慧廉称为“对面的山”，是位于榆次、太原、寿阳三市县交汇处的乌金山。敦崇礼的墓今日还在这座山上。2008年夏，笔者曾进山寻找他的埋骨之地。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异乡人，来到中国后就再没能回到故乡。
敦崇礼的突然离世，让李提摩太想到苏慧廉。时在温州的路熙回忆：
一天我们新装的电报机来了一条讯息，让我们目瞪口呆。上面说：“你愿意担任山西国立大学的校长一职吗？”
我们第一个想法是：我们怎么可以离开我们热爱的城市和爱我们的信徒们，他们以自己的牺牲证明了他们信仰的虔诚。
电报是李提摩太发来的。去太原做校长，还是继续留在温州？已在温州传教二十五年并硕果累累的苏慧廉面临选择。
在英国偕我公会总部收藏的苏慧廉在中国期间写给父母的一批书信中，我找到几页断柬。在这封1907年1月11日写于温州的信里，苏慧廉与远在英国的母亲商量：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国立山西大学堂要聘请我担任校长的消息。这个聘任让我自豪，当然我也希望差会能同意我接受此职务。山西是在1900年中牺牲传教士最多的一个省份，不过这种局面现在已被李提摩太博士改变。他认为恐怖事件源于人们的无知，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士子阶层的无知。他推动中国政府在山西成立大学，劝说教会放弃索要遇难者的赔偿。启动大学的经费正是教会本可以获得的赔偿金。最终的成果就是一个月前，二十五名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在政府公费支持下来到英国，并将在这里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学业。这是前进的一大步。我受邀前往的正是这所大学。我也愿意去那里，已有五六位英国人在那里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