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用承担教学任务，我应做的是去督导他们正确地教学，当然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吸引并影响当地官僚和士子阶层投入到曾使英国走向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去。同时作为一个传教士，我确信，只要有益于基督信仰，就是我们事业的基础。
因此你想，我可能成为上帝启蒙一个差不多有两千万人口的省份快速迈向天国的工具。大学所在地太原府是个省会，海拔接近三千英尺，据说非常宜居，和温州潮湿阴沉的气候截然相反。从健康角度考虑，我也会喜欢这样的调换，它会使我和路熙都更加振奋。另一方面，尽管这份工作和我目前所做的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对我而言还是适合的。我必须要和当地高官充分接触，并且要提供他们一种与目前所做的截然不同的精神食粮。这个过程将会充满不确定，但作为自己的主人，我能够克服，并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此外，两地的语言也很不同。那里说的是官话，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讲这种叫做Mandarin的语言。我知道一些，并且能够在和官员们见面时聊上几句，但是和我应用自如的英语相比，还是相当贫乏的。不过我还没有老到无法学习的地步，我想我能掌握它。
当然，如果我接受这一任命并能够成功开展工作，它将开启怎样的局面还难以预测。也许有人会说这并非是传教工作，但对我而言，如果能够智慧地开展，这就是大写的传教工作。不同于将水逆引上山，这项工作更像是往山下倾水那样顺势而为。一旦士子们能认识到上帝的力量，并接受他，那我们将在远东看到一个基督国度，比印度或南欧来得更早。而且如果新教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阻止天主教的进入。
……
在这封言辞恳切的家书里，苏慧廉本人希望能达成山西之行。作为传教士，他视教育为大写的传教工作。
1907年7月苏慧廉偕妻子抵达太原，正式履任西斋第二任总教习。
山西大学校史将大学堂初创十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即1902—1903年的创立阶段，1904—1906年的改革阶段与1907—1911年的发展阶段。苏慧廉在太原的岁月处于发展阶段。
关于苏慧廉在西斋的具体工作，至今外界还所知不多。据校史介绍，他在担任总教习一职外，还兼任世界历史与世界宗教等课的教学。苏慧廉自己说：
在山西大学，我很难继续追随敦崇礼的脚步。有许多困难不容我慢慢思量，而且只有四年的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已经有了辉煌开端的工作实属不易。在我来校之前，敦崇礼博士、毕善功（Louis Rhys Oxley Bevan）先生和教员已经计划引进法律、物理、化学和矿业工程等专业课程。后来我们增加了一门土木工程课，由欧师德（Aust）先生授课。
外国人主持的新式学校，到二十世纪初年已在中国遍地开花。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仅停留在一般性的教育是不够的。
让社会上充斥着书记员、小学或中学的教员，这样的结果毫无价值，也无法满足中国目前和日后的需求。这也正是我支持任何一种——诸如士思勋爵（Lord Cecil）设置的课程——能够让教会学校从一般性教育转向专门教育，从多管齐下转向专攻一门的课程设置的原因。术业有专攻式的教育能够让人们发现在最适合其天资发展的领域，自己到底有多专业。
问题是，如今有多少教会学校正满足于教授一般性知识，并沾沾自喜。迄今为止，教会一直引导这样的教学模式。他们是不是已经到达了自己的顶点而现在只能走下坡路？我知道那些脑中只有肤浅知识的年轻人获得高薪聘用的困难。当如今的繁荣消失以后，这些人又有何价值呢？而长此以往只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我们的教会又将何去何从呢？为了建立威信，获得价值，必须以专业发展为契机，采取更多更好的措施。举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