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中花开
山西大学堂是山西大学的前身，晚清民初便已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可以莫理循为代表，他称赞这“是一所完全由英国人主办的有声誉的学府”。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与北洋大学堂），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山西大学堂，其实源自一场轰动全球的惊天血案——山西庚子教案。山西教案的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谈到此教案多语焉不详，关于细节，更是无从查考。
笔者近年因撰写赴华传教士、牛津汉学家苏慧廉的传记，曾数度前往英伦查阅教会档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善本书库里，见到一本未见于其他著录的小书《中国温州，1900》（Wenchow，China，1900）。在这本190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的小册子里，竟然有一位叫Yung Cheng（笔者暂译为恽程）的教案亲历者对屠杀细节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是苏慧廉，他当时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会与这场教案的结果紧密相连。
我叫恽程，是浸信会的一员，一年半以前受洗于法尔定（George B. Farthing）牧师。在大屠杀惨剧发生之前，我染疾在身，一直居住在太原府浸信会传教使团基地接受治疗，暇余研习《圣经》。当叶守真（E. Henry Edward）医生开办的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我便于6月28日回到了家乡。我是从Lou-pu回到城区，7月8号到达太原东南方向十里外的T\'ie-ts\'un村。大约下午三点，我在路上遇见了来自寿阳的毕翰道（Thomas Wellesley Pigoot）牧师，随同的有他夫人和儿子，以及一位绅士鲁教士（John Robinson）和另一位女士铎教士（Mary E. Duval），还有两个小女孩。他们被安置在两辆马车里。在一家饭店前，马车停了下来，押送的官兵（我只看见七八位）给他们买了些食物。车上两位先生戴着手铐，毕翰道师母喂给丈夫一些小烧饼和面（一种粗制面条）。鲁教士则自己进食，但只吃了少许烧饼。毕牧师认出了我，并向我打听太原府是否还有牧师。我告诉他所有牧师都被带往靠近衙门的猪头巷。在别人歇脚休息时，毕牧师和鲁教士却在为身边的人祷告。人们惊奇地问“你都要因祷告而被杀，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就在那天夜晚，他们七人都被关进县衙。
翌日，在县衙边的街道上见到一群人围成一堆，于是我也跟上去看个究竟。我发现被围在中间的正是一群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还有一些是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基督徒。我听围观的人说他们即将被处死。我极力想挤出人群，但怎么也挤不出去，因此也就只能待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外国人遭到杀害。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法尔定牧师，他妻子紧紧抱着他。他将妻子轻轻推开，然后走到一队士兵面前，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间头落于刽子手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