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朱家骅档案”中，有一封张歆海1939年写给朱家骅的信，信中说牛津大学有意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因此需要曾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写一封推荐信，并且自拟了一份推荐信的草稿，让朱过目。朱可能认为兹事体大，因此写信给傅斯年，让傅提供意见。但傅斯年认为：“歆海兄之英文学，虽在中国人中出群超数，如此与汉学并不相干。若论其汉学，可谓一无知解。” 他甚至举例证明，说张歆海有次为外国人介绍殷墟的发掘，将年代搞错了两三千年。傅斯年还在张拟的英文推荐信上批道：“中国人之汉学比歆海强者，斗量车载矣。” 也许是傅斯年这些尖刻的话，让牛津将目光转移到了陈寅恪。
曾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胡适与陈寅恪》一文，说“胡适力荐陈寅恪出任牛津中国学教授。1938年，牛津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后，由谁来担任，牛津大学想从中国的学者中挑选一位，陈寅恪作为候选，牛津大学是十分乐意的，但对他能不能在那儿安居表示怀疑”。
其实，胡适这封推荐信是给剑桥，而不是牛津。 1938年前后，剑桥也曾想请陈寅恪赴任，也就在傅斯年给朱家骅的回信中，他说“近来英国大学中汉学位置，颇思寻中国人为之，此好事也。以前并不如此，今乃如此，是些进步。……剑桥之中国史及语言教授，有人推荐寅恪”。1938年9月17日，当时在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的杭立武也曾有信给傅斯年，谈剑桥大学有意聘请陈寅恪，询问陈的英文程度及其可能任教的时间长短等等。
1938年夏，胡适前往瑞士出席国际历史学会。转道伦敦时，他获悉剑桥有聘请陈寅恪的意向，7月30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提了陈寅恪：
Cambridge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寅恪电告Cambridge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榷。Pelliot尤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交去。大概不成问题。
胡适此信中提到的要退休的教授Monle，应指剑桥当任汉学教授慕阿德。胡适笔误，写错了一个英文单词，慕阿德的英文名是Arthur Christopher Moule。慕阿德，英国人，英国圣公会华中区主教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之子，1873年生于杭州，1898年剑桥毕业后再次来到中国，先任教会的建筑师，1904年后在山东传教。1909年回英，1933年继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后成为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学教授，是一位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汉学家。胡适笔下的Pelliot，就是大名鼎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西方汉学界公认二十世纪最权威的汉学家。
香港程美宝教授1998年就读牛津时，阅读了1935年至1947年间该校有关聘任汉学教授的档案。在牛津的档案里，她竟然发现了胡适这封致剑桥的推荐信：
陈寅恪教授年约四十七，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
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Baron A. von Stael Holstein）合作。
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上。他唯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
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十年之久，该所是中央研究院的十个研究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