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上世纪三十年代受聘牛津，是其学术生涯的亮点，也是当时振奋国人的一则喜讯。著名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对陈寅恪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至今鲜有材料指出，牛津为什么会在此时向远在千里之外的陈氏递来橄榄枝。这其实就要提到传教士、汉学家、牛津第三任汉学教授苏慧廉。
苏慧廉，英国约克郡哈利法克斯（Halifax）城人，1882年受英国偕我会之遣赴浙江温州传教。寓温二十五年，共建立一百五十余间教会，发展信徒（包括慕道友）近万人。同时开学校、建医院，为温州近代文明的架构起到奠基的作用。1907年，苏慧廉应李提摩太之邀，离温赴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辛亥后，苏氏离开中国。一战期间，在赴法华工中组织青年会，贡献良多。战后受聘牛津，担任汉学讲座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牛津就读期间，苏氏曾任其导师。1925年前后受英国政府聘请，出任英中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随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1928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苏慧廉学问淹博，著述等身，除英译《论语》、温州方言版《圣经》外，还著有《四千个常用汉字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1899）、《中国传教纪事》（A Mission in China）、《儒释道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1913）、《中国与西方》（China and the West: A sketch of their Intercourse，1925）、《中国佛教术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1937）、《明堂：早期中国王权之研究》等。苏氏对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及对中国儒道释三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佛教经典研究及翻译方面，成绩卓越，当时的汉学家无人能出其右。
苏慧廉1920年正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是牛津自1876年设此教职后的第三任人选。前两任分别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布勒克（Thomas Lowndes Bullock，1845—1915）。
理雅各是西方第一个将中国儒家经典完整独立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人，声名显赫，不需笔者赘言。 布勒克是外交官，曾在英国驻中国领事机构中供职二十八年，先后担任过驻华汉文副使、代理汉务参赞，驻九江、营口、烟台等地领事等职。1899年，从外交界退休后的布勒克接替刚过世的理雅各出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直至1915年去世。
牛津早期的讲座教授多是终身制。理雅各去世，布勒克继任。布勒克去世，苏慧廉继任。英制大学，每个学科只有一名教授，此人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同时兼系主任。系里其他的老师都是讲师。正是这个原因，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著称的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博士至死都是高级讲师。苏慧廉在牛津任上也工作了十五年，直至1935年5月14日去世。
苏慧廉去世的当月，牛津大学便正式宣布要另觅人选以填补汉学教授之空缺。不过，要为这所世界级的名校找个满意的人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找了三年，直至1938年才发现一个叫Ying Chiuh Chen的中国人。
在牛津的汉学教授档案里，Ying Chiuh Chen有时也写作Tchen Yinkoh，它对应的中国名字是陈寅恪——中国近代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
其实，牛津在发现陈寅恪之前还曾把目光瞄准张歆海。 张歆海（1898—1972），字叔明，浙江海盐人，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他是哈佛博士，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弟子，曾任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教授。民国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并先后出任驻葡萄牙、波兰等国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