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末期、国民党迁台前后，一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以各种方式渗透进台湾，在台湾进行情报搜集工作，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怎么潜入台湾？最后有什么下场？……仍是一个谜团。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冷战结构之下，台湾被编整成为美国反共的一环，台湾当局仿佛得到美国默许般，更加肆无忌惮地逮捕、扫荡政治异议分子。
1950年秋天，任职台中某派出所的巡佐杨蔚，因“匪谍”案遭到逮捕。时年二十四岁的杨蔚坚不认罪，送绿岛感化三年；继又因不服感化，策划暴动，又被转送土城、琉球前后管训七年，出狱时已三十三岁，以一手好文笔，慢慢成为一名记者。
六年后，这个神秘的男子成为作家季季的丈夫，不仅彻底改变季季的一生，也卷入了以陈映真为首的“民主台湾联盟”一案，让这个以读书会形式发展的左翼组织曝光，引发大逮捕事件。一举牵连十多位前途似锦的知识分子、艺文精英，包括蒋纬国的妻舅丘延亮、陈映真及其亲弟弟、好友吴耀忠等人，更波及了黄春明、老兵纪录片《刘必稼》导演陈耀圻等人。
陈映真多年后回顾事件说，他们“让一个被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所出卖，陆续被捕” 。他所谓的文教记者，暗指当时《联合报》名记者杨蔚，也就是作家季季的前夫。
事件中唯一未被捕的杨蔚，终其一生深受创伤折磨，道德破碎、行为错乱，他先为共产党工作，后被迫为国民党效力，结果自己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
在那个我以为既纯真又奔放的青春年代，政治好像我们身后的“背景”，我看不见它、忽略它，但其实它一直存在。我们在它面前尽兴地演出，忘了它在我们身后，在我们头顶笼罩。
我们没有察觉，当自以为找到幸福时，这个背景慢慢、慢慢降到我们头上，最后降到我们面前。等它降到我们面前时，就是扑面而来，我们只能面对它，被打成脸红脖子粗，不可能错身而过。
嫁给这个谜一样的外省人
我很喜欢写作，读虎尾女中高二时获《亚洲文学》小说征文第一名，高三毕业时，竟为了参加文艺营而放弃了刚好撞期的大学联考，结果，文艺营结业时获得小说创作第一名。
一个女生，不读书不工作，每天窝在家写小说，在那个时代的乡下是很奇异的事。十九岁，我受不了说媒的压力，一个人坐着慢车从云林二仑乡永定村来到台北，开始我的新人生。
那时我一个人住在永和竹林路，开始职业写作生涯，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说，被平鑫涛先生注意到，后来成为《皇冠》杂志社签约的“基本作家”。
刚来台北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杨蔚，他大我十七岁。初次见面，看他平头、宽脸、高个儿、戴眼镜、穿着白衬衫，我被他豪迈但略带忧郁的气质吸引。那时他已出狱六年，在《联合报》新艺版撰写“这一代的旋律”、“为现代画摇旗”两个专栏，叫好又叫座，是当时的名记者。
他开始约我吃饭，聊说他母亲是日本福冈人，他在哈尔滨出生，也会日文，读完初一就跟父亲到处打游击，十七岁便四处闯荡，1949年辗转来到台湾。才认识一个月，他就向我求婚。五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1965年5月9日，担任介绍人的平鑫涛先生，热心邀请二十多位皇冠基本作家，参加我和杨蔚的婚礼。记得那天，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公路局汽车，来到新店北势溪上游的鹭鸶潭，会游泳的人光着身，穿一条内裤，咚就跳入了溪里游泳。其他的人在岸边铺上塑胶布，摆上各种吃的、喝的，坐在河滩上唱歌聊天。
清澄的溪水在阳光里绿得发亮，雪白的鹭鸶在松林间悠闲飞舞。大家快乐喧闹一阵，之后游泳的人被平先生喊上岸，内裤还滴着水。文友们慎重点上红烛，在朱西宁、琼瑶的主婚下，我赤着脚，捧着路边刚摘的马樱丹，跟杨蔚喝了交杯酒，就这样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