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奇的经验是，要脱鞋才能入室，“走到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那时日本人还未全撤，齐邦媛夜里听着日本歌曲《荒城之夜》，凄美得让她忘了这原本是一首“敌人的歌”。
同样的搀杂感受，还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幕：晚上小四全家吃着晚饭，背景传来外面水果摊播放的日本歌，小四妈妈抱怨说：“怎么这音乐愈来愈大声啦，唉，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现在住日本房子，听日本歌。”听来满腹呕气。
在台湾当局开放观光后，蒋勋第一次去日本玩，竟被他母亲骂到臭头。
李安曾说：“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春秋大梦，这个梦是真是假，我也说不上来。因为国民党的关系，我在台湾受的是中原文化的教育，又是外省第二代，所以成长中的认同感跟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这是我的教养，由不得我选择。”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建构的官方主流历史，对于广大的台湾人来说，李安口中的“春秋大梦”，又何尝不是一种“搀杂的感受”？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授吴密察曾指出：“战后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主义，是被国民党硬生生‘嫁接’上来的。”
“嫁接”来的，不止于此，接续的美援、越战，以及战后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挟着强势的商业及传播能力，数十年来，又为台湾植入大量的美国文化。少数民族、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各省和闽南、客家等多重文化，在台湾这个小小岛屿上，不断混血、搀杂、对话、交融。
刺杀蒋经国
时代整体性的压抑，潜藏于台湾社会内部底层，但反抗的力量还是不断酝酿。1969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从幕后走到幕前，以准接班人的态势，掌控了党政军大权，比院长更有实权。没想到时隔一年，就在蒋经国第五度访美时，他在最严密的保护之下险遭暗杀。
1970年4月24日，一个阴冷的早晨，一个中等身材、穿风衣的年轻男子越过警探守卫的人墙，闯入纽约广场饭店（Hotel Plaza）旋转门前的台阶，迅速从风衣里掏出一把枪，“呯——”的一声，朝向蒋经国开枪。
开枪的杀手是当时三十三岁的黄文雄，当时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就在他举手开枪时，一个机警的警卫飞将过来“啪”地把他的手臂往上托，子弹飞过蒋经国头上，他又迅速开了第二枪，这时蒋经国已经走进旋转门右侧了，子弹在玻璃上留下弹孔。
他手里的点四五贝瑞塔（Beretta）枪口还在发烫，惊惧的心脏在胸脯里剧烈搏动，隔不到一秒，他就被高大警探压制在地。当时一同遭到逮捕的，还有情急之下跳出人群救他的妹婿郑自才。
黄文雄和郑自才的保释金当时高达十九万美元，这笔巨款却在两个月内就筹足了。捐款的留学生、侨民本外省籍皆有，美国媒体看出踊跃捐款背后的意义，注意到反蒋声浪，也间接鼓舞反抗运动。这十九万美元的保释金，每分钱背后所代表的决心意志，都比那两颗子弹更令国民党害怕。
蒋介石去世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蒋家政权的接班布局已定。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深夜，一个风雨交加、雷电大作的夜晚，蒋介石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
那时全国学生上学通令带孝，全台湾仿佛默哀了一个世纪之久，学生也分别从蒋经国所撰的《梅台思亲》、《风木孝思》、《风雨中的宁静》等“爱国教育”课文中，看到两位“蒋总统”之间权力的转移。
继任台湾领导人的严家淦对时任“新闻局长”的钱复说：“我只是代理三年，我的任务是确保三年后，蒋经国可以顺利接班，因此在国际宣传上不要突出我，要让经国出头，让国际社会认可他。”
在蒋经国接班后，台湾逐渐由“硬性威权”松动为“软性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