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尹仲容倚重的幕僚，1965年担任“经济部长”，高雄加工区即出自他的构想。之后他又调任“财政部长”，与放弃康乃尔大学教职回台的刘大中，推动赋税改革，建立所得税系统，让税收制度化，并致力于筹措台湾十大建设财源，他的一生是台湾现代化的缩影。
当时还有衔命来修复台湾电力的孙运璇，光复初期，电力设备遭轰炸毁坏殆尽，发电量不足正常的1/10。当时日籍3000多名电力技术人员一一撤离，甚至扬言：“台湾可能从此要陷入一片黑暗。”但孙运璇不服气，率领34名自大陆来台的电力技师，带着学生，一边拼凑零件，一边赶工，在五个月内就修复了80%的供电系统。1966年，台湾供电普及率已高达99.7%，超过了当时的日本和韩国。
任教于台大畜牧系的戈福江，来台后，在日式宿舍的榻榻米上孵育了第一批来杭鸡。之后他投入台糖养猪事业，改良品种，使得天气炎热、没有天然猪饲料的台湾，居然有非常发达的养猪事业。1970到1980年全台湾中学老师的薪水，几乎都来自屠宰税。畜养的猪只不仅岛内供应充裕，还可以外销日本，赚取惊人外汇。
在那个关键年代，台湾确实有不少认真的公务员，鞠躬尽瘁地投入建设台湾。他们也看清大环境的限制，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位置，面对自己的使命。
在人力即“国力”的考量下，1968年9月，蒋介石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大大充实了台湾的人力资本，也为日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基础。齐邦媛教授指出，九年义务教育“大约是蒋介石最后一张，也最具有永久影响的手谕”。
很多外省知识精英投入教育界，除了推行国语之外，也让很多台湾孩子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旗袍”。那种矮领宽松、下摆叉在膝盖下的“抗战衣裳”正式走入台湾校园。他们的国语，带来另一种文化想象。
黄春明初中二年级时，遇到了一位语文老师王贤春，带领他走上写作之路。她知道黄春明喜欢文学，不畏1950年代“禁书”的风险，介绍他读了一本本大陆作家沈从文、朱自清、刘半农、丰子恺、冰心以及俄国作家契诃夫等的作品，带给乡下长大、自幼没有母亲的黄春明毕生无可磨灭的影响。
当时台大有傅斯年，“中研院”有胡适，数不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聚拢到台湾，为台湾注入新的文化及学术养分。
挤兑、搀杂、走味
原本台湾文化就很多元，千余年来，近三十支的少数民族各自保有差异甚大的文化及社会。四百年前的闽粤移民，为台湾带来了第一波的中原文化；而后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日本文化当然也随之根植台湾；等到1949年之后，大量迁台的大陆各省移民，又带来新的中原文化冲击。
在中原文化再度急速进入本省文化的当下，所产生的冲突、拉扯、纠结等种种不适应，李安称之为一种“挤兑”的过程。“挤兑”所形容的，像是把锻烧白炽的铁，瞬间放入冷水里；或像初春雪融、冰河涌动的声音。从上游冲下来的冰块，往下游河面的冰层推挤、卡位、互相侵蚀，彼此消长，最后化成更大的冰流。
国民党来到台湾，赶着要建立新秩序，急着用中原文化去“兑”换日本文化。好像1949年发行的新台币，面值一元的新台币兑换四万元旧台币，也是一种倍数相差甚大的挤兑。
中原文化与台湾和日本文化正面遭遇，两相挤兑，各种不适应及矛盾渐次产生。有一句话说：“没有冲突，就没有认同。”差异强化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战后的台湾，本外省族群对日本的“情感逻辑”完全不同。外省人在日本军队炮火及南京大屠杀的刀光血影之中，凝聚出一股强大的中华民族意识；而本省人却在“皇民化运动”的洗礼后，自然留着日本文化的残迹。
刚光复时就到台湾大学当助教的齐邦媛，进到青田街日式宿舍，进门的玄关上竟然有一位叫锦娘的下女跪在那里迎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