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官员私下收受所管辖范围内的官、民财物，不管对方是自愿的，还是官吏索取、暗示乃至威胁恐吓而获得的，统统属于犯罪行为。即使是采用“借”的名义，以及主管官吏的家属收受财物，不论主管官吏知情还是不知情，都要受到惩处。
第六种的“非监临官因事接收他人财物”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条在唐律中称作“坐赃”，适用的范围很广，凡是依仗官势索取财物，不管是乞讨还是强要，都纳入这条罪行之中，甚至包括做假账、浪费公物、擅自出借公家东西等等，都要追究刑事责任。有人说当官的可以吃公家的，只要不拿就行了。这种情况，这条法律就起作用了，吃也不行，多吃多占，同样要到监牢里去瘦身。
唐朝在反腐败上是非常坚决的，“六赃”属于官吏的经济犯罪，惩处是罪有应得。问题是有些官吏滥用权力，作威作福，他没有贪污等经济犯罪，法律就拿他无可奈何了。然而，唐朝对此也有严格的规定，官吏擅自兴建各种工程，乱收税费，层层加码盘剥百姓，隐瞒谎报灾情，不执行朝廷惠民政策等等，都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唐朝对于官吏腐败的惩治非常严格，而且不予宽贷。从唐朝建立伊始，就建立了严厉的反腐败法律，《新唐书·刑法志》记载，武德二年（619年），新建立的唐朝很快就制定新的法令，颁布《格》五十三条，其中特别规定，官吏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一律不在赦免之列。这条规定被唐太宗所继承，成为唐朝惩治管理腐败的传统做法。《贞观政要·政体》记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不仅对于京官如此，地方官腐败，也必须上报给唐太宗，依照法律，从重处罚。
显然，唐太宗把吏治和反腐败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战略的高度，绝不手软，常抓不懈，以确保国家肌体的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