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就我个人来说，从《小武》到《天注定》，我始终想坚持的其实还是写作的状况。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如果只有一重身份，一个生意中的创作者的身份，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你的标准只能是商业的标准，那是生意经里面的一个创作，比如说所谓拍给什么年龄层，拍给什么预定的人群，执导什么固定的类型。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不管你拍什么类型的影片，除了商业维度的抒写外，更重要的，你是一个历史中的抒写者，你的写作是需要站在历史维度上去抒写的，同时还要站在社会维度上去抒写。这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只剩下了商业维度这个的抒写，那你就只是一个生意人，很难成为一个抒写者。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这一点，我们传承的都是传统的工作。我们今天拍电影跟过去写《荷马史诗》，跟司马迁写《史记》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要把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经历过的感情呈现出来。没有这个维度的写作观的话，我们中国电影只能是一本生意。
程青松：现在也是大家一提到电影就很头疼，尤其是今年最近出现的一些电影，电影院里大家没有选择，最可怕的是现在营销已经完全大于电影了，营销投入的费用，比电影本身还高，电影本身根本就达不到那样一个水准，但是还要用很大的营销费用。另一方面，对于观众而言，没听说过的电影大家都不去看，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贾樟柯：这是一个电影生态的问题，对于营销，也不能过多去责怪它。在国外健康一点的市场，就没有这么强烈的营销手段。因为它有正常的途径，比如说正常的影评，真的能影响一部电影的票房。在中国之所以有这么疯狂的营销，是因为营销真的见效。同样的手段在法国可能会“见笑”，是被人笑。在中国是有效果，那就是做营销。因为电影毕竟同时也是个商业，所以这个还是要建立起一种判断标准，我觉得观众可以没有标准，评论者不能没有标准，电影工作者不能没有标准。
程青松：以前听你说过，有一段时间你想做一个关于影评方面的东西，这个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贾樟柯：其实当时我们有很充沛的资金，有几个想做电影的朋友，我们主要想做三部分：一是线下日常电影的讨论，就是面对面的讨论，不是发个微博互相帮衬的那种。二是影展的资助，就是让大家出去多走动走动，包括亚洲地区的釜山电影节跟香港电影节，能够给大家一些补贴，能够走动起来。三是电影的出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电影评论，文献的整理，一部分是电影的翻译。我觉得结果都做得很好，遇到最大的问题还是组织的问题，怎么去组织这件事情，同时我觉得我也遭受了很多的怀疑。因为大家觉得我自身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你再做这件事情显得很不得体。事实上，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把自己想象成经过四年电影理论训练的一个人，我真没想到我是一个导演。
程青松：遇到你的电影上映的时候，这些评论会怎么评论你的影片，人们会用这种惯性的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就像有人说，你去拍个电影，或者有一天你要拍电影怎么办？我其实觉得很简单，我拍电影也可以任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