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认为人不是生活在戏剧状态，人是生活在自然状态，所以我一开始看到的是另一种残酷，比如说《站台》里谈理想怎么被破灭的，这个破灭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比如生命没有绽放就凋谢了，一个女人的等待，时间的逝去……我过去电影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些所谓残酷的东西，我很回避直接的暴力跟残酷。因为我都认为它是个案，但是这几年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整个中国社会呈现给我的是无数个触发点，哪一个触发点不小心，就是一个爆点。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了，这次戛纳国际电影节结束之后，很快发生了厦门那个烧公共汽车的事件，又很快发生了上海那个62岁的老头儿持枪杀人的案件。我认为，它带有很强的当下性，很强的代表性，也是一种很迫切的，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中国社会问题。我总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很糟糕的特点，即认为你面对什么，什么就会增加。比如说我们生病了不愿意去看，累积；社会出问题了，不愿意去面对，说那个不愉快。就好像我前几天转发的一个微博里卡夫卡说的一样，好的作品就像乌云密布当中的大海，他的快感在于他的痛，我应该去拍这些东西。
程青松：的的确确，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国家的暴力事件，前些年还是那种，比如在千岛湖，三个年轻人会把一船的人赶到船舱全部烧死，把他们的手机抢走。还有就是你打电话，把你打晕实施抢劫，这种有犯罪动机的居多。现在有很多看起来比较年轻力壮的人，或者一些弱小的人，他们最终采取极端的手段，你甚至找不到他的犯罪动机，这个非常可怕。
贾樟柯：在拍《三峡好人》之前，我觉得中国社会处在变革当中，但是我们好像还能期待未来的变革会带来新生活的转机。从《三峡好人》开始，我觉得那个变革已经固化了，到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固化了。阶层之间的固化，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孩子，他是绝对看不到他的上升空间的。甚至他的儿子也许都看不到上升空间，阶层的流动都被堵塞了。到现在，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连买一套房子都是问题。不要说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你说那些收入更低的人怎么办呢？这个社会的固化就是凝固了这种窒息感，窒息感带来的一定是暴力的迸发。所以社会要改变的话，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固化，带来阶层之间流通的自由，人流动的自由，给年轻人以上升的希望跟空间。在东莞看到那些工厂，我要在那儿工作我也会绝望，所以及时行乐，每个月三四千块钱，iPhone5出来我买iPhone5，该过生日也是卡拉OK派对，但是兜里一分钱没有，一分积蓄都没有。旁边的那些楼盘崛起，5万元一平方米，6万元一平方米跟他没任何关系。这个社会充满了竞技，但让他止步的地方太多了，同样的餐厅他可能走不进去，同样的楼盘他可能永远买不到，他觉得生活被堵塞了。
程青松：不在里面困死，就在里面爆发。《天注定》也是在国内还没有举行过放映，直到电影院放映大家才会看到吗？
贾樟柯：发片前就会组织亲朋好友看，9月份或10月份。
程青松：你刚才谈到的是那种固化，其实现在电影遇到的状况也是如此，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国电影一边是高票房，另一边是同质化的影片越来越多，供大家挑选的影片种类却越来越少，能看到不同的电影太少了。今年理想的就是四十几部，人们对电影的宽容度还是不够。所以说《天注定》要拿到市场上来，大家还是很期望的，希望有不同质的电影出现，否则我们去电影院就没的看了。对第一次拍片的青年导演，你有什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