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是的,肯定是包括了这些事件,还包括其他事件影响,我才会有这个电影最初的想法。当然你也写剧本,你知道整个剧本,整个结构,完全是一个想象的产物,是一个虚构的产物。所以你很难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细节的重合,但是那个人物就是电影中的几个人物,不可能是现实中的人物。因为他所有的思维逻辑,人际关系,你都得去重新地来结构,按一个戏剧的要求来呈现。而且我这次就是,《天注定》有更大的虚构在于我借鉴的是类型技术,我主要是借鉴的武侠片跟黑帮电影的叙事形式,这就跟我过去的电影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过去的电影几乎都是非类型化的,是很作者的这种,也不是作者,就是很自然写实。但是这次是比较多的戏剧性在里面,怎么样推进到这个人物的戏剧状态,这些都是一个新的虚构。你拿一堆卷宗是拍不了电影的,卷宗不等于剧本。
程青松:比如说赵涛部分的这个人物,你按原型来说,其实是亲戚朋友介绍到洗浴中心去的,有人要骚扰她,而这个人物其实不是,她还有一个男友。诸如此类,这些虚构的人物关系是怎么建构起来的?
贾樟柯:首先,我在思考我的人物的时候,觉得他们动刀动枪,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处在一个困境里面。第一个任务,胡文海的困境,在于他所理解的正义、公平被贪污,被破坏了,他要出头,他的困境就在于他自己处在一种自我的谴责里面,可能没有任何人说他一句,但是他觉得他已经被侵犯了。王宝强的部分我觉得他的困境是生命的无聊,在一个村里真的没劲,年轻人都打工去了,只有老人跟小孩。所以他才说,只有枪响的那一下有点儿意思。他感受到了生活的一种巨大的平庸,他没有别的办法让自己精彩,他选择了暴力。赵涛的部分是情感的困境,她陷入到了一个很难解决的情感问题里面,当她出场的时候,她决定跟张嘉译一刀两断,进入山区,变成一个隐居的女人。她在山区一个小镇的一个桑拿里面隐姓埋名,跟过去切割了,她是切断了生活,但是厄运会找她的。最后一部分是那个湖南少年在东莞跳楼的故事,他的困境就在于对他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包括工厂流水线的环境,包括失去上升空间,包括家庭对他的剥夺和剥削。这里面就提到他妈妈一到他发工资的那天就让他把钱全部寄回去,如果他没有按时寄回去就认为他乱花了,他处在一种潜在的压抑和压迫里面,这是他无处不在的暴力因素。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他一下子蒙掉了,他觉得家庭本来应该是美好的,为什么我的妈妈在湖南,她又看不见我,她就猜测我是不是请客吃饭,乱花钱?所以首先会寻找每个人内在的一种暴力动因,当然这些暴力动因有社会层面的原因,也有人性层面的原因。
程青松:对于暴力的呈现,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更多地被强行压制于人物与情节背后,比如在《小武》片尾,小武被警察用手铐铐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警察离开后围观的人群一层层围上来。到了《天注定》,暴力直接成为影片主题,执导手法上,你说你也使用了武侠片和黑帮片的一些东西,在美学风格上应该更加极致一些,是什么让你想要如此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