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守经行权,万事可为
要说孟子是个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人,那肯定是诬蔑。孟子不止一次举钻洞偷情为例,说明途径和程序的重要性,但另一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孟子的途径和程序,轻易就可以被打破,这就是所谓的守经行权。舜娶不告亲,孟子的解释是,“告则不得娶……是以不告。”目的(动机)正当,手段就可以随机应变。这个权,就是今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这么一说,大人们倒确实是方便了,行不通的地方,就权它一下,可剩下“小人”怎么办?再说,什么样的人是大人,方能有任意行事的豁免权?义的凭据又是什么?——义者,宜也;适宜的,就可以?
说这个“权”字,害惨了中国,绝不是一句夸语。天下之事,何不可为?——找个合适的借口就得了。
5.辟邪说
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是禽兽,让后世帝王窃笑、狂喜,成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导,也开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帽子”、“棍子”满天飞的先河。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近乎咬牙切齿地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把跟自己不同的理论观点,形容、比喻为带领野兽吃人,甚至导致人吃人的惨烈,这是怎样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一向出语谨慎的朱熹,在那本吾皇钦定的官方教科书里,更是藉此添油加醋,火上浇油:“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孟子集注·滕文公下》)——比洪水猛兽更烈,比外国侵略、颠覆皇权、杀死皇帝更坏。对于异端的仇视,置之死地而后快,还有比这更巅峰的么?有人拿“文革”为孔孟和儒学鸣冤叫屈,希冀早日卷土重来,其实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他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6.历史任我玩
孟子精通《诗》、《书》,有人说他还精通《周易》,不是说五经皆史么,那孟子也就是个历史学家了。但孟子这个历史学家,却把朱熹这位天生的优质家仆,忙得满头是汗,不亦乐乎,因为常常要替孟先生说,“孟子释《书》意如此”,“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孟子对舜,有着异乎寻常的喜爱,“言必称尧舜”,其实只是称舜,很少称尧。孟子对舜近乎痴迷的称道,让人对舜起了疑心,舜有那么好吗?一个人好到这种地步,已经有违人之常情。可能的结论有二,要么,舜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著名的伪善者;要么,孟子对舜的装饰太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