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过许多途径影响疾病模式的形成，比如谁算作病人，应该关注 哪些人，人们患病后从哪里求医问药等等。父母们各显神通，千方百计保 护孩子免受感冒侵扰，各国流行病学的影响力千差万别，这些都显示出文 化的影响。文化对确认疾病类别的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有待于医学人类 学和流行病学两学科之间更加频繁深刻的互动，这样才能完善对该问题的 认识和理解。现有的合作项目中某些范例在本书中予以总结。万事开头 难，让我们首先考虑用一种文化方法解决生物医学所认定的一种病例—— 癫痫症，同时用流行病学方法来探讨一种“文化特异综合症”——精神崩 溃（ataque de nervios）。
人们对疾病和疗法的种种认识影响了疾病模式，但流行病学家却未必 总是欣赏其影响方式。发生率（incidence）和流行率（Prevalence）是流 行病学的两个基本概念，据此对疾病所进行的描述可以用于说明该观点。 发生率指的是特定时段内罹患某种疾病的人数，发生率比较的是特定时期 内的新增病例数量和特定人口中易患病人数的总量。发生率的重要性在于 测量人口中疾病变化比率。倘若流行病学家想要知道某种疾病的传播或消 亡速度，或推测新病例正在出现的原因，他们需要知道疾病的发生率并调 查发生病例。发生率可以看做对疾病力度或压力的测量，它描述的是疾病 在人口中的传播速度。
而流行率（Prevalence）指的则是特定时刻罹患某种疾病的人数，流 行率所比较的是现有病例数量与人口总数。可以说流行率测量的是疾病的 重量，而不是力量。流行率的重要性在于测量人口所承载的疾病负担。如 果流行病学家试图规划治疗方案或测定某特定地点患病人口的医疗之需 （不论他们患病时间长短），那么他们就需要知道疾病的流行率。
流行率在一定程度上与疾病持续时间有关。如果某个体病例患病持续 很长时间，例如糖尿病或哮喘，该疾病在人口群体中的流行率通常大于其 发生率，因为该群体中特定时刻患病人口多于在一段时间内患病的人。如 果一种像水痘或急性肺炎的疾病在某个体病例身上持续时间很短，那么该 人口群体的疾病发生率常常大于流行率，因为许多人迟早要感染此病，但 在任一特定时刻患病者却较少。
（1）癫痫症的文化流行病学研究
19世纪，哈佛大学解剖学教授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说：“如果我想让学生明白从医疗经验中发现真相的难度，我就会让他阅读癫痫症历史。”（Holmes ,1860）同样的话当今也适用于艾滋病或镰状红细胞贫血 的特性，但是即便在150年前，癫痫症也拥有悠久、费解且矛盾百出的历史。医学史学家奥斯维·特姆金 （Owsei Temkin）的《癫痫症》（1971）一书叙述了长期以来人们是如 何观点迥异地看待癫痫症的，认为其致病原因分别为精神、邪魔、神灵、 自然和人的意志，而当今的医生对该综合症状的了解、诊断、检测和治 疗等，说起来头头是道。癫痫症的文化含义所产生的影响，在于该病症 是否并如何纳入流行病学家的视线，对其发生率、流行率、起因和结果 的估计意味着什么。
癫痫症是神经科专家所认定的最为严重的常见症状。该病症在工业化 国家的发生率估计每年大约为每10万人50例，流行率大约为5‰至6‰ （Hauser、Kurland,1975）。任何人都有5%的罹患该病的终身风险。在医 生看来，癫痫症是周期性大脑异常电子活动（不协调的放电现象）所造成 的大脑紊乱。从临床观点来看，癫痫症指的是一组以周期性发作为特征 的大脑紊乱，可能表现为某些肢体的痉挛、突如其来的感觉和念头或全 身抽风。
神经科专家认为癫痫症有两个因素：发作本身和内在致因。医生可以 用抗痉挛剂治疗病症的发作，但却难以确定病情发作的原因。如果患者提 问：“为什么是我呢？”医生常常无言以对，而
作什么时候能结束。医生把癫痫症标定为一种慢性病，然而患者体验的发 作却是零星分散和（通常）变化莫测的。患者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 不受病症发作的折磨，从而成为癫痫症痊愈者，而且他们想了解自己在接 受抗痉挛剂疗程中是否不会发作。这样一来——致因、预后和终点等因素 的不确定性——导致癫痫症患者自行解释个人的情况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 药物治疗。
那么文化的概念是怎样帮助我们了解发生率和流行率呢？文化流行病 学方法表明，该疾病的种种地方含义和控制策略影响到流行病学家所关注 的病例数量和严重程度，所以有助于确定哪些人的病症算数 、病情的严重程度如何。文化流行病学采纳了本章介绍的两个文化含 义：一套人们经年累月习得并传播的信仰和做法，一套受制于操作和变化的偶发过程。通过癫 痫症这个多棱镜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病情发作，我们能看出症状和预后、个人 和社会反应以及范畴分类和测量是如何共同创造人口群体中的疾病模式的。
美国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Olmsted）县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 癫痫症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区域。奥姆斯特德县的多数居民在明尼苏达州 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接受医疗保健服务，而且该县的其他健康中心给梅奥 的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人们的就医纪录。1985年我在梅奥工作过，研究了 18岁到59岁的199位该县居民的病历，他们均接受过癫痫症治疗。我采 访了这些病例中的127个成年人，他们的癫痫症处于活跃期（定义为1980 年1月1日之前的5年之内曾经犯病或使用过抗痉挛剂）。我的研究目标 是了解医生和患者对癫痫症及其影响和治疗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向被访人提出的是一系列限制性和非限制性问题，例如他们如何对待 自己的病症，他们所认定的致病原因是什么，别人如何看待这种病症，患 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等等。有些应答者用生物医学术语描述自 己的病情，把病症发作分别指称为癫痫的大小发作，还谈到见过的脑扫描 或脑电波报告，但他们也用大量非医学术语来描述病症的发作，比如昏厥 或头昏眼花、神思恍惚、昏倒、梦魇、眩晕、痉挛、抽筋等等。有的人把 发作归咎于压力、节食、情感问题，或者归咎于一些连医生也无法证实的 种种致因。127人中有79％的把发病（即他们为什么容易犯病）原因归结
为经典的生物医学类别（疾病、精神创伤、生理问题），而医生确认的致 病原因只占14％（Trostle,1987∶24-28）。在解释诱发犯病的具体原因 时，大多数应答者主要归结为紧张或情感问题（55％应答者）、睡眠不良 （26％）或身心疲倦（21％）。
下述记录说明了罗切斯特居民描述癫痫症的方式。埃丝特（Estner） 是位中年已婚主妇，文化程度高中毕业，曾经当过办公室主任。她的发病 在高中就开始了，连续五年未发病后她停止服用抗痉挛剂治疗。停止抗痉 挛剂治疗大约十年后，癫痫症再度发作：
反正我有问题了。不知怎么了。他们仍然没有说，“你得癫痫症 了。”他们说，“由于你多年来一直没有痊愈，所以你肯定会有疾病发 作，但我们也说不好究竟是什么。”总之是不正常。如果您跌倒把腿 摔坏了，那是正常的，但这个不正常。
19岁的乔治过去在药店做店员，上过一年大学，现闲居在家。他8岁 开始犯病，一直到16岁。他认为自己犯病最初是因为“身体系统有缺陷”。 他说不准是不是发病了。他说母亲总是让他把发病叫做“梦魇”：
医生说这就是发病——自己没法控制的事情，与身体神秘变化有 关，但是社会工作者说这是焦虑症发作。我想这就是说我自己造成的 ——这事怨我自己，是我的过错。现在我还认为是焦虑症发作，但医 生……人们大多把医生看做是上帝，所以我想既然是发病，就算发病 好了。也就是说，他说什么，都对，但是我还是纳闷是不是焦虑症。 有时候奇怪，好一会儿没有发病了，结果后来就发作了，就在我琢磨 这事几个小时后。
上述自述显然说明，人们从医生那里所获悉的癫痫症情况和他们所希 望了解的自己的癫痫症情况之间存在差距。埃丝特关注的是，自己的状况 缺乏一个标签，是否可以称之为“正常”疾病。乔治想要了解自己发病的原因，他感到无所适从：医生说是身体神秘变化在作祟，而社会工作者却 含蓄地暗示发病是他自己的焦虑造成的。
后来我在厄瓜多尔和肯尼亚做了关于癫痫症发作的类似研究，结果显 示，人们对病症解释的确大相径庭。厄瓜多尔北部高地的病人谈起病情发 作原因时经常提到的是郁积的愤怒、挫败感、痛苦和“神经质”。然而 ，当他们谈到有人之所以有可能患病时，首先提到的却是遗传因素。肯尼亚裂 谷地区的人们把病症发作归咎于实质因素，例如疟疾、怨恨和精神创伤等， 如同思考或想象问题等认知过程。有的肯尼亚人断定，癫痫症具有传染 性，尤其不要接触癫痫症发病者，所以在人们露天生火烧饭的乡村，居然 没有人把突然发病的患者从火边移开。我在肯尼亚访问过89人，其中整整 三分之一带着蟹状烧伤疤痕，等于给他们牢牢地打上了烙印。还有人认为， 癫痫症是超自然力量对人们行为不端的惩罚。令人吃惊的是，肯尼亚很少 癫痫症患者认为癫痫症与大脑有关：71%的被访人认为他们发病的最初原 因是疟疾，13%的认为是由肺炎造成的，仅有13%的人称之为癫痫症。
厄瓜多尔和肯尼亚人的记叙则反映了迥然有别于明尼苏达州人的策 略，比如如何理解病症发作的机理以及如何处置等。这些策略中令人叹为 观止的不同之一是，他们同时利用生物医学和非生物医学的卫生资源，并 求助于关于疾病发作原因（或明确否定）的超自然解释。伊莎贝尔（lsabel） 是来自厄瓜多尔高地小镇的一名中年妇女，她解释了自己病情发作的起因 以及自己是如何对待的：
是的，那大概是三年前吧，肯定有三年了，我第一次犯病。那是 个星期天下午，天不早了，就我一个人在这里，然后我哥哥和嫂子立 即把我送到医院，呆了八天。他们照顾得很好，但我说不上怎么治疗 的，因为我不记得了。他们给我药片、注射，还有静脉滴注，他们 说……医生说，就是因为我一直很紧张、神经质，所以导致这种状态 的出现。三个月以后我就回去了。他们又给我进行了一些注射，没有 服药。他们告诉我不要紧张兮兮的，要是我感到不安，就找点别的事 情做，散散步或参加朋友聚会。
大约六个月后我又一次发病，我又回到那家医院，他们给了我这 些药片。我偶尔服用，不是感到紧张不安时，就是在我觉得自己会失 去知觉时。我服药片用的是锦葵水，这种植物到处生长，据说对神经 有好处。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病与妖术有关，因为假若真有关，是不会好 起来的。我不可能靠服药治疗好的。要知道，我的问题主要是由神经 引起的，因为我大多数时间独自生活，所以经常无谓地担忧大体相同 的事情。我丈夫做生意。他去别处工作，有时候他说会回家，但是他 并没有，所以我忧心忡忡。周边的人们各种各样，他们现在不是那么 好。你也许可以说他们闹乱子。他们打算抢夺你，所以我就开始琢磨 他们会袭击我丈夫，可能他已经给打了。他没有回家，可能就是这个 原因。这一切就这样开头，一点一点地，最后导致病症发作。不是别 人给我施魔法。
玛丽（Mary）住在肯尼亚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里，她有个10岁的男 孩患癫痫症。这位母亲描绘的自己对该疾病的看法以及给孩子寻医问药的 方法截然不同。注意她所提到的各种卫生资源与厄瓜多尔的病例大不相同。 同时要注意当治疗没有产生许诺的效果时，她咨询了很多业内人士，而且 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搞巫术，她感到有必要对利用当地传统疗法遮遮掩掩。
这个病最初是由疟疾和肺炎造成的。当初孩子得病时，我们马上 送他去了医院。看完医生后，我的亲戚让我们去看看土医生。他们孩 子的病是遗传的。有的朋友让我们带孩子看土医生，而有的则让我们 去肯尼亚塔医院（Kenyatta Hospital），在那里会找到了解这种病症的医生。最后我们决定还是去找土医生，因为在肯尼亚塔除非认识什么 人物，否则医院不可能给你认真看病。
我们带孩子看了三位医生。最后一个看病的医生让他终止治疗 ，因为孩子感觉好点了。他们说治好了，但事实上并没有治好。
我们找了三位土医生给孩子治病。第一个医生说孩子的病是遗传
性的。他告诉我们给孩子准备一只鸡和山羊头。我们照此办理。在我 们离开的当天他就把鸡杀了。不知道他是不是把鸡吃了。第二位土医 生告诉我们说孩子是遗传病症，他索要鸡和一种叫做查鹭的鸟，说他 能把疾病转移到飞禽身上。孩子的父亲不愿意这样干，因为看过第一 位土医生后病症没有什么变化，他已经对他们的治疗感到厌倦。
第三位土医生索要的是一只红毛鸡和一头山羊。我们给他带去了 鸡，但没有带山羊。他看了看说把鸡爪切下后拴在孩子脚趾上三天。 我们可以在晚上拴上，早晨取下来。我们担心儿子上学时别人会看见 这东西，而且有人也许会指责我们搞巫术活动。这一次还是没有什么 效果。
在明尼苏达州，即便所找的医生不愿意或不能这样做，接受访谈的癫 痫症患者一般也都用生物医学语言来解释他们的病因。在厄瓜多尔，人们 常引用一条情感成语，指的是胆量，还有恐惧、愤怒和失望的弊端。在肯 尼亚，癫痫症声名狼藉，凡是诊断为该病的一般标记为疟疾病症。犯病就 要有所解释，而解释则带来一系列求医问药和治疗的办法。地方文化提供 了诠释框架，人类学家将其分门别类，如生物的、个体的或超自然的，至 于能否自圆其说或是否“真实可靠”地符合生物医学的标准，则不予评判。 人们认可的两个癫痫症致因——情感压力和超自然的力量——在生物医学 领域均没有普遍地被认可为疾病起因。若患者把病因归结为神经质或超自 然的力量，他们经常求助于传统医疗而不是生物医学，或者将传统和生物 医学交叉利用。 他们也许会像伊莎贝尔那样采用抗痉挛药片并同时饮用缓解紧张的茶叶，或者像玛丽那样既去医院也拜访土医生来寻求治疗，而 且他们会仔细观察，看看哪一种更有作用。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患者为之遭罪的是“癫痫症”标签以及疾病本身。 由于现行癫痫症的治疗方法，部分地构成了对癫痫症“病例”的医学界定， 患者面临的诱惑是停止疗程，看看是否还会犯病。同样道理，诊断性标签 妨害了日常生活，因为大多数保险种类对癫痫症患者标价昂贵，甚至驾驶 执照有时也难以保留。所以说，那些带着这个标签的人们迫于压力，设法
尽快解除这一诊断结论。乔治的母亲敦促孩子把发病解释为梦魇，原因之 一就在于此。
内科医生（尤其是神经科专家）也有义务对癫痫症做出界定。他们协 同确定该病症的发生率和流行率，因为由他们来决定是否和适时做出“癫 痫症”诊断，而且也是由他们负责决定患者是不是应该摘掉“癫痫”的标 签。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为政府服务，承担监视和评估职责，这已 经超出了公共卫生的目的，例如，他们建立起病例规范，设立安全驾驶界 限或工作能力标准。他们也帮助确定政府残废救济金的适用：由于癫痫症 治疗具有特定和时常有害的毒副作用，医生要确定谁需要继续治疗，疗程 有多长。医生和患者之间涉及复杂的社会协调关系，而患者愿意避免或限 制癫痫症的诊断也有可能使医生的职责复杂化。
流行病学家希望对病例编组分类并探索其共同特点，而癫痫症则形成了 有力的挑战。研究癫痫症的流行病学家关注三个界定特征：发作不止一次 、最近一次发作的时间（过去五年之内）以及行为（患者仍然接受 抗痉挛剂治疗）。但这些标准很不理想，标准需要准确的监视和报告，由于个别患者终 止治疗或谎报发作次数，企图摘掉该疾病的标签，于是就影响到标准的制 订。某些误导性沟通也许是故意的，但癫痫症也是一种有可能影响认知和记 忆的神经科问题。应答者能清楚地描述他们过去病情发作的情况吗？他们能 回忆起接触过的癫痫症潜在致因吗？该症状的生理和体验影响到如何表述报 告，由谁来报告，而且这也有助于确定其发生率和流行率的测量值。
癫痫症患者未必想要在大众视线内抛头露面（Beran 等,1985）。流行病学家想知道该病症所导致的功能性局限，而这一点意义深远，因为有的患者 能遮掩其病情，有的则做不到，两者在智力和障碍水平上也许存在着系统性 差异。为此，对那些到专业诊所治疗的人来说，癫痫症特别具有摧残性，而 对一般百姓中的患者来说好像更缓和一些，因为他们未必接受专业治疗。流 行病结果可能受医疗服务模式的影响，这又是个有待探讨的领域。
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笔者综合利用人类学和流行病学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与一般人口中进行的研究结果相比较，专业医疗诊所披 露的报告过高估计了癫痫症所导致的社会损害程度（Trostle ,1987）。在该项研究之前，几乎所有关于癫痫症后果的已发表的报告均来自能安排 接待相对很大数量病例的机构或个人，主要是专业诊所，或类似于美国 癫痫症基金会等服务性团体成员，或自助自救团体成员。这些团 体有望披露比社区病例更加严峻的问题，因为他们当中有更多人面临管理问题， 蒙受更加严酷的折磨，或者不能应对自己的病症。的确如此，图1.1显 示：单纯基于罗切斯特社区的病例所存在的问题频率最低， 自助自救和诊所混合团体处于中间水平，而纯粹基于诊所的病例问题最多。
这是不是意味着先前的研究错误地描述了与癫痫症相关的种种问题？ 如果假设来自专业医疗中心的病例代表了一般社区的病例，那么也许夸张 了所有癫痫症患者中这类问题的频率——流行病学家所称谓的选择偏见的 核心问题就在于此。但是，从诊所到社区的推断问题实际上是模棱两可 的，既可能低估也可能高估问题在于：如果像都市少数民族这样的群体小 组不太可能寻求医疗保健来防治发作，他们所受到的癫痫症影响将更为恶 劣，而不是像基于诊所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所以有必要关注病例的社会 区位，也有必要更加完全地确定癫痫症在不同群体中的可变影响因素。
从流行病学观点来看，癫痫症提供了一个教训，即测量工具本身能夸
临床病例
混合病例
临床病例
混合病例
社区病例
无
确诊
严重
有可能
图1.1 华盛顿心理社会采样目录社会心理机能测量表的三组采样（诊所、社区和 诊所混合以及纯社区）四个区域百分比图（资料来源：特罗斯特等，1989∶635。版权 Lippincott，Williams & Wilkins，1989）。
大某些临床症状而忽略另外一些症状。癫痫症在全世界疾病列表上的位置 相对是次要的，因为它的死亡率并不高，而疾病的排列是按照导致婴儿或 胎儿死亡率的高低。另一个忽视癫痫症的原因在于其症状类似于精神病的 某些标志性类型。该病状开始得到研究者日益强化的关注，资金资助也随 着新的疾病等级制度的颁布相应增加，尤其是1993年世界银行倡导的病 残调整生存年（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由于病残调整生存年测量了疾病致残指数，而不仅仅是疾病的死亡率和延续周期，所以 癫痫症才凸显出来。世界银行把癫痫症列为发展中国家5到14岁儿童的 10种最严重的疾病之一（世界银行，1993）。其严重性体现在辍学、社会 隔离和就业无望。病残调整生存年疾病分类方法更加凸显癫痫症引发的恶 果，因而有助于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并增加针对该疾病的卫生业务资助。
癫痫症是慢性疾病，不具有传染性，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均具有致残 性。癫痫症向研究其发生率和流行率的流行病学家以及寻求防治方法的公 共卫生人员提出了一系列挑战。由于该病主要靠症状（发作）来界定，所 以诊断主要依赖患者或目击者的报告。且由于其症状是间歇性， 甚至是偶发性的，所以很难确定其病程或新的发作时间。癫痫症说明，个体和家 庭对疾病的处置把人们引入不同的医疗体系，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诊断和 疗法。其文化性解释则说明在致因、过程和后果等方面业内和业外人士 存在差异。
总之，癫痫症的发生和流行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自然因素，也 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素。其症状导致了一定的反应（如社会隔离等）和 解释（如生化失衡状态和超自然力等）。即便症状相似，但反应有异。而 这些反应和解释反过来又影响到流行病学的其他方面，例如，在肯尼亚 农村，该病症与厨房造成的火焰灼伤疤痕有关，也与该病的致残程度，甚 至人们愿意认可其存在有关。人们对疾病的反应也可能影响流行病学， 因为流行病学是依靠报告为主的观察性科学（这个问题留到第四章做进 一步探讨）。
（2）精神崩溃症的文化流行病学研究
我们来看一看波多黎各（Puerto Rico）来的罗莎（Rosa）。这位中年妇女1953年与家人移居到纽约。当时正值从波多黎各到美国大陆的人 口迁居的起始，这一人口流动高潮在区区十年里把纽约变成所谓的波多黎 各最大的都市。罗莎对孩子关爱备致，1958年她的长子死于一次交通事 故时，她伤心欲绝。葬礼时她的痛哭愈演愈烈，在离开教堂时居然瘫倒在 地，不省人事，浑身抽动。
假如这件事发生在她以前的家乡波多黎各，亲戚们大概知道她这是精 神崩溃，是由极端的悲痛造成的。这种极端的反应从文化上来说是自然而 然的，是强烈情感的外在表现，比如说悲伤和愤怒。家乡的人们就会知道 罗莎需要家人围绕在周围，他们也许会把她送到当地的巫师那里接受精神 洗涤以解除哀伤，但是在纽约，葬礼服务处主任则认为她这是癫痫症发 作，于是就叫了救护车。
罗莎被送到了急诊室，结果医生发现她没有癫痫症发作的症状。他们 怀疑这是某种精神疾病，就把罗莎介绍给一位精神病医生，但是罗莎和家 人感到受到了屈辱，认为医院不应该把她当成疯子，所以拒绝返回医院。 迄今为止，医生在波多黎各人中发现了许多类似的发作情形。由于病例众 多，有位精神病医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论文——《波多黎各人：综合症 状》（费尔南德斯－玛丽娜〔Fernandez-Marina〕,1961）。该期间发表的 类似文章和论文均认为波多黎各人尤其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情感，莫名其妙 地具有文化上“歇斯底里”的传统，但是与其说这种反应揭示了临床医务 人员“缺乏波多黎各文化知识”，毋宁说它暴露了人们对波多黎各人精神 和情感过程的无知。一方土地上所习以为常的精神崩溃，成为另一方所诋 毁的综合症（Harwood,1977）。这一转换伴随着波多黎各人乔迁新地并 伴随着他们从主流群体变为少数群体。
所谓发作是身体失去控制的极端表现，经常招致某种社会反应，但并 非所有剧烈的身体运动均为癫痫，即大脑神经元发射失控的阵阵风暴。神 思恍惚、短暂昏厥、肢体发抖和面部扭曲均为社会所认可的体现各种疾病
发作的外在表现。美国已确认了大量非癫痫的发作类别，有缅因州的所谓 “跳跃的法国人”，有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下坠”，以及亚利桑那州 的“飞蛾疯狂”，而这种波多黎各型的“精神崩溃”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出现过，而且所谓的“抽动综合症状”也见于其他许 多地方。
这些类别并没有相对应的任何神经学诊断，相反，这些都是所谓的 “悲伤体语”或“文化关联综合症”个例。类似这样的标签均承认，某些 痛苦形式并没有与任何现有的生物医学诊断相吻合，但是却形成了不同地 点相同的连贯性症状。
这些人类痛苦的表征，如果不能展现于脑电图数据，或寻源于脑部肿 瘤，却拥有非医生所为的指称标签，其起因、流行以及后果的研究如何进 行呢？由于20世纪60年代对该病症的描述大多来自急诊室患者，所以人 们当时认为这种现象主要局限于波多黎各患者。但是，在70年代，对医 学和心理学颇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其他地方的精神崩溃症，发现类 似的对于压力的身体反应名称不一，而且许多地方均有病例发生（Low， 1985;Weidman,1979）。70年代初，迈阿密进行了一项研究，对需要急症 服务的病例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调研观察。一组科学家排除了所有的癫痫 症、精神创伤、昏厥、心脏病、糖尿病、酒精中毒等病历，在3700个病 例报告中发现大约有12％的属于精神病发作、意识不清或神志丧失等符 合精神崩溃症或昏厥晕倒病状（Lefley,1979）。该研究发现，昏厥晕倒病 例在黑人中的发生率要高于拉丁美洲人或英国人，而在拉丁人以及黑人和 白人男性中最为普遍。但是，所有这些推测均受到这一事实的置疑，即研 究人员对寻求急症服务的原因等细节缺乏了解，于是不得不怀疑他们的数 据也许受制于各种可能存在的因素，因为有的群体（按照年龄、性别、肤 色、民族或身体状况等予以分类）更有可能首先寻求急症服务而不是呼叫 私人医生或听之任之。
90年代采用了更加复杂有效的方案来研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精神 崩溃病状。在波多黎各，人类学家、流行病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联袂合作， 在8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破坏性十足的大洋风暴后对大宗人口进行了一次心理症状调查。除了其他症状外，调查表特别关注有关的精神崩溃病状， 结果大约有16%的应答者说曾经发作过一次（Guarnaccia等,1993）。该 病症更多见于中年妇女，她们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但此前均已结婚。由于 调查表使得有发作史和无病症史的人可以彼此比较，所以瓜纳西亚 （Guarnaccia）和同事们能比较两组各自的精神病学诊断率。他们发现， 报告发作该病症的人与没有报告发作的人相比，前者很可能表现为抑郁、 焦虑并具有自杀倾向。总之，波多黎各的精神崩溃病状并没有与任何单一 精神紊乱病症交叉重叠。该病状似乎既描绘了过分焦虑或抑郁的人们表现 的一组症状，也可以用来解释人们对不幸家庭事件的特殊反应。
墨西哥对精神崩溃病的流行和起因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Salgado de Snyder,2000）。研究人员对两个地区的农村人口进行了随机抽样访问， 对受访者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患有精神崩溃病。大约16％的抽样为正 面答案，女性患者再次多于男性。研究人员认为，墨西哥的精神崩溃病与 任何现有生物医学的疾病类别均无交叉重复现象，但该病状构成了“恶化 过程”的一部分，既危害身体又损伤头脑，造成“疾呼求救”，有可能导 致更为严重的精神和身体官能障碍（2000∶467）。
总之，人类学家、流行病学家以及对精神疾患发生频率和病理起因感 兴趣的专业人士联袂研究，其合作项目显示，流行病学工具和理念也适用 于与生物医学疾病类别和诊断并不匹配的疾病。有些专家呼吁人类学、流 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联手，共同启动研究项目，探索诸如精神崩溃病等文化 性综合症状（Guarnaccia、Rogler,1999）。这是一项积极的举措，说明群 体人口的病症和病痛状况和类型的证据积累不仅仅依赖求医寻药的实证病 例或恰好吻合现有生物医学范畴的患者事例。这些举措进而发展为检测群 体所感知的疾病压力，而不仅仅是医疗专家所感知的压力（该问题的细节 将在第七章讨论）。
如同癫痫症，精神崩溃病的标签有助于确定人们在哪里获得医治，病 人是否列入标准流行病学研究。所谓疾病发作的身体症状有各种各样的生 理和精神诱因，而提供医疗服务的也涉及各种各样的医疗从业人员。流行 病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各种类型疾病发作的发生率和流行率，若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病因和治疗方法的诠释就有可能更为综合、更令人满 意，而且文化上更为对症。
阅读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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