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与医学人类学均为寻求行为模式和疾病模式的科学分支，两 者的核心都是人文主义。历史和传统将两门学科分离——流行病学倾向于 统计和定量，人类学则重视文本和定性，但是本书将使二者携手并肩。笔 者理想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对话得以启动，而且得到许多人类学家和流行 病学家的认同，因为他们和本人志趣相投，十分看重这种志同道合的合作 （参见Fleck、Ianni,1958；Dunn、Janes,1986；Frankel等，1991；Hahn, 1995；Inhorn,1995；Dressler等,1997）。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epi”意为“在……之 上”，“demos”指的是“平民或大众”，“logos”意思为“词”。从字面意 思来看，流行病学是关于平民百姓的研究，具体指的是疾病负担。由于流 行病曾经明显地构成了最沉重的疾病负担，所以两个词交叠重复了，但是 流行病学远远超越了对流行病的研究。一般而言，流行病学被界定为对人 口群体中疾病分布和致因的研究。该学科的研究人员描述的是健康和疾病 模式与趋向，而不是实验室的实验或案例文本。他们利用统计学和概率论 研究人口群体问题。
流行病学研究的重大内容之一是设法将疾病模式和感染模式与数据收 集方法所产生的模式相分离。流行病学数据可能出现系统性误差，原因在 于记忆出错或不完善的记录等。这些数据也可能整体地有别于基于采访者 年龄和性别、行为敏感性或事件后时间间隔等所得出的真实值。流行病学 家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小将系统性误差的模式混同于健康相关因素所导致的 模式，比如年龄、饮食、财富、体育锻炼、职业，或者是媒体所关注的所 谓压力风险因素的可能性。
流行病学家利用过去的数据或者从现在到未来所能收集到的数据来描 述疾病模式。他们用前瞻性研究方案长期跟踪特定群体，跟踪特定群体接 触疾病潜在致因情况并观察患病概率是否有别于那些没有接触疾病致因的
人，例如，某项研究课题可能在15年期间跟踪服用口服避孕药的一组护 士，结论是她们患乳腺癌的可能性与她们是否服用避孕药有关。回顾性研 究针对的是疾病患者的纪录或报告，把那些先前没有特定行为或接触史的 人与具有特定行为和接触史的人加以比较，观察各自的患病比例 ，例如，研究人员也许先针对一组成人肺癌患者，比较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患病比 例。流行病学家做这类比较旨在调查那些增加（或减少）患病概率的因素。
流行病学家在不同的国家工作或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群组内工作时， 难免要应对文化差异问题。人们很可能认为，文化① 可以作为新的解释性变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并解释被观察的行为和疾病变量。本书的一 个重要前提就是，文化具有关联性，但不能作为惟一的变量来对待。
笔者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是，流行病学家应该关注文化，如同他们过 去几十年来对“社会”因素的关注一样。社会流行病学作为流行病学的分 支，最直接地关注社会组织对健康的关联作用，在许多方面最接近本书所 勾画的系列目标。社会流行病学家研究收入、财富、工作压力、社会阶层、 社会扶持、不平等以及职业对健康的影响。他们把社会定义为不同群体的 人，这些群体以某种具体方式互动，居住在一定的地点，分享着某一组共 同的价值观。笔者所论述的“文化”与流行病学家所使用的“社会”一词 并行不悖，但是前者更有利于对流行病学变量和测量背后那些未经检测的 假说进行更为密切的审视，更多地关注国际可变性，对范畴和认知的影响 予以更多的揭示。
“文化流行病学”的概念聚焦于健康相关行为的作用，信仰也同样值 得关注。本书之所以强调文化而不是社会，是因为我主张建构社会流行病
①文化这一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其本身的定义就洋洋洒洒。人类学家克莱德·科拉克 霍恩（Clyde Kluckhohn,1949）提供了几个具有争议的定义，包括“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习 得的行为”、“一整套适应外部环境和其他群体的技巧”以及“思维、感觉和信仰的方式”。克利福 德·基茨（Clifford Geertz）把文化界定为一套标志，组织成为意义系统。他写道，“马克斯·韦 伯（Max Weber）认为人是悬置于他自己编织的巨大网络中的动物。无独有偶，我也认为文化 就是那张网，所以说对网络的分析与其是旨在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不如说是旨在求证意义的 解释性科学。”（1973∶5）。人们可以把文化区别为一套行为模式和一套长期遵循某种文化规则而 形成的行为模式，类似于笔者在本章节开始所描述的交通模式。——原注
学的补充选项，该选项涉及的是疾病的分类、意义、风险以及行为，而不 仅限于诸如收入、婚姻状况和职业等社会变量。文化在流行病学范畴内并 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文化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效率，不亚于社会这一 概念。文化可能是个不易把握的概念，其内涵丰富、描述性强。为便于研 究或制订政策，有时最好将文化展开并转化为更小、更好界定和操作的范 畴。不过文化依然是有用的起始框架，而本书就是要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以及为什么文化至关重要。
与流行病学家一样，医学人类学家也在寻找模式，但发现的是对疾病 的文化模式化的反应。医学人类学家研究人类蒙受的种种痛苦以及人类群 体如何组织起来应对痛苦并解释其起因。他们分析对治疗、患病和健康等 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以及对疾病的环境、生物、行为和文化成因的理解和解 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使用了各种方法，包括长短期实地调查、结 构性观察、自由访谈以及各种测量和小组采访技术。
流行病学和医学人类学均有国内外的应用范例。从传统上来说，流行 病学家倾向于研究国内问题，而医学人类学家则倾向于研究外国文化，但 疾病对人类的边防国界不屑一顾，而且人们也经常跨越国界。随着流行病 学家越来越关注跨国疾病模式，随着医学人类学家越来越看重国内的文化 多元化，两者的地理范畴交织聚合了。因此，本书将涉及宽泛的研究范畴， 既有美国国内的，也有世界各地的（关于拉丁美洲的相关著述，参见 Coimbra和Trostle,2004）。
人类学和流行病学都不是单一型学科，各自包含多种理论取向，但使 用的却是有限且有异的共同研究方法。有些医学人类学家强调对疾病的解 释，另外有些则高度评价人的体能和社会适应性。有些流行病学家研究单 一城镇中的疾病传播，而其他流行病学家则关注全球性的疾病活动，所以 说，每个学科之内的某些主题也许会寻求合作。
虽然笔者在本书中倡导学科之间的合作，但也强调每个学科的独特和 个别的贡献。这样做的原因有三：首先，相对而言，人类学和流行病学之 间的跨学科合作的历史和性质迄今为止依然未经探索，所以强调每个学科 对此前的联袂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的贡献至关重要。其次，跨学科合作虽然有效，但未及要害，所以对各学科的聚焦更有利于探索各自对合作的负 面或正面作用。第三，笔者认为，即使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学有许多“合 作领域”，但培训计划和研究动机通常并没有将二者合而为一，而本来二 者能够和应该做到这一点。鉴于缺乏跨学科合作的传统，笔者希望自己 的案例以及对其中一个学科的相关主张能够鼓舞起另一个学科研究人员 的热情。
例如，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流行病学是学科研究成果的特定系统之 一，简而言之，流行病学是一种文化。通过分析流行病学家的范畴和假说， 人类学家明白了，流行病学家就像针灸医生、按摩医生或僧人一样，在一 定的规则体系和期望范畴之内工作。人类学家使用“自反性”（reflexivity） 这个术语，特指他们自身付出努力来理解他们自己的假说、偏爱和惯例， 但由于缺乏跨文化比较的裨益或自反性的传统，流行病学家感到难以看到 自己工作中的文化影响。他们的多数研究都是在自己所熟悉的文化中完 成，而且也是为了自身的文化，其根据是基于病症因果关系的生物医学理 论，在倡导经验主义测试和可验证假说的特定研究范围内得以自圆其说。 有鉴于此，流行病学家描述他们的研究规则，很可能是根据科学方法的规 定，而不是遵循专业特性的相关文化规则，更不是按照优秀测量法的品质 或科学中的政治效用来进行。
流行病学家植根于文化之中，了解这一点的途径之一就是考虑一下他 们对疾病测量所产生的影响。统计测试、研究方案、风险因素定义以及疾 病定义等，忽而风靡一时，忽而一落千丈，就某个特定问题而言，其用途 是否妥帖并非单纯受治于“客观”评价，例如，关于应该提交哪些统计测 试数据，临床医学学报发表了多篇意见相左的建议报告（Sterne、Davey Smith,2001）。对许多科学家来说，计算机的统计软件和地理信息系统令 复杂测试和数据资料的视觉表示唾手可得，而从前只有少数人可以利用。 廉价的计算机数字存储方便了收集和链接大量患者信息，但隐私保护法有 时促进有时妨碍对这类信息的利用。用来定义并以此来“观看”人类群体 的范畴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这一点从过去30年来美国人口普查的范畴 变动可略见一斑，过去的黑人、白人、其他类别，变成了现在自我认定的多种族类别（美国人口调查局，2001a）。涉及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临床案 例所占据的比例，各国之间大不相同（Takahashi等,2001），足见该学科 的实力和地位因地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