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测量到感知
“想法流”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理念。就此产生对“想法流”的测量也属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测量”这个词语的表面意义上，似不能全然领会彭特兰思想的深意。
“测量”当然很重要。只要想一想从建造埃及金字塔、修建罗马大道以来的人类测量活动，就可以理解测地术、星相学、算术与几何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价值。说测量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但是，字面含义的“测量”，或者“度量”，总是指这样一类活动：用某种“尺度”来衡量事物，以便获得某种公共认可的比较标准。通俗地说，测量就是用某种标准尺度，对事物进行“量化”的过程。这一理解有三个假设：其一是存在某种公认的“尺度”，从而有“度量衡”；事物是可量化的（或者说是需要量化的）；测量有助于对事物的认知。
这三个假设都对，但是都不够。不够在哪里？借用“具身性”（embodi-ment）这一概念，西方认知历程中的测量，一直以来是“离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即将事物的属性从事物中“抽离出来”。这虽然是测量的应有之义，但在今天看来，这种理念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暗地里假设了主体和客体两分世界的合理性（即笛卡尔主义）。
拉考夫和约翰逊对这种具身性认知做了这样的评述（《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心智过程是具身的，是指认知的心智过程需要认知者与周遭环境实时、联系、密集的交互作用（甚至是彼此缠绕、嵌入、渗透的过程），具身性是“遭遇的连续谱”；认知中蕴含大量的隐喻，而隐喻是思维图式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测量其实是“隐喻的某种变现”；最后，认知总体上是“无意识”的，即认知过程是卷入、沉浸式的觉知、感受、体验过程。
当我们面对互联网大谈“体验”的时候，如果仅仅把“体验”投射到某种传统的“测量”手法，以便获得所谓“大数据”的洞察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思路可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我们在用“数据的尸体”取代活生生的体验。
彭特兰的价值就在这里。他首先让我们把社会交往、关系看作社会认知的基础，然后他聚焦“想法流”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过程，最后（尽管他也采用大量的测量手段）他试图将想法流“呈现”在对话相关者的面前。让想法流成为可见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MIT媒体实验室里面，还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室，是皮卡德（ R. W. Picard）创办的“感知计算实验室”（Affective Computing）。所谓感知计算，就是要把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的种种表征，诸如情绪、感知、喜怒哀乐，统统纳入社会学衡量的视野。想想今天的日益繁多的可穿戴装置（虽然很初级）、虚拟实景，你就可以理解感知计算有多么重要。说到这儿，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彭特兰被誉为“可穿戴计算之父”，而他却在社会学也做出如此突破性的贡献了吧！
可穿戴、实时、全体、社会测量、流动性，这些概念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社会学的基本架构。对此，我的理解有二。
一个是社会学将从关注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转向关注“关系”，关注互动，关注流动性；另一个是，社会学将会与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结盟，进入关系互动的“有温度、有气息、有情感”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