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让袁先生获得讲话的“权利”，我继续自己的谈话：“我能在剧院中遇到生活中真实的您，是我的荣幸。这就如同当初我母亲能采访到您的老师郝先生一样，那也是我母亲的骄傲。实话告诉您，我对京剧花脸问题关注已久，尤其是在今天来您这里之前，我曾向翁偶虹先生断续着请教花脸渊源，已经有好几年了。不信的话，您随意提几个花脸的问题出来，看我是否能当面给您一个初步的答案……”我同时做出了期望的神态。
袁先生彻底被动（也许是被感动）了，他没想到我会如此单刀直入。其实，我还真向翁偶虹与张胤德等位请教过不少花脸的事。翁先生本人就唱过花脸，他20岁前后开始走上社会之时，曾接受还是中学生的范钧宏的邀请，在范所在的中学举行校庆演出时，翁应邀去与范合演了《捉放曹》一剧。翁扮曹操，范演陈宫—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两点：第一，中学校庆居然演京剧，可知京剧在当时的普及程度；第二，翁、范早年全都真刀实枪地在台上“干”过，能伴随锣鼓一钉一铆纹丝不乱地演戏。所以我在初步接触过他俩之后深有感慨，他们一辈的编剧身上的功夫，不是我们这辈人轻易就能学到手的。至于我自己，60年代初我看了不少北京京剧团的戏，马、谭、张、裘—最迷人的还是裘。当然，我同时也看过李、袁、叶、杜，着迷的程度不如前边几位。我是在尽可能充分了解了花脸的“一切”之后才去找袁先生的。
我们商讨了谈话的方式。在随后的日子里，每周有三天的上午，我骑车到袁宅，上午与他谈两个半小时；下午我则在电脑前把采访所得录入并打印。下次再去时，则先谈新的内容，同时在走时把前一次谈的打印稿留下，等下下次再去时，袁就先把看过的稿子交给我，并签名证实是自己“看过的”。谈过一个段落，觉得可以集结发表了，我就寄给南京的《艺术百家》双月刊。文章发表后，我带给袁先生看，我们是从最精彩的部分谈起，我并且说：“这是受曹禺先生‘写戏可以从中间写起’的启发。因为从最精彩处谈起，稿子质量最高，刊物先发一遍的可能性也最大，您与我就容易获得双份酬劳。这样做，就为了使您和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获。您即使中途退出合作，您的劳动成果也不会丧失，因为您确实还有社会上其他工作……”袁发现我处理得很周到，微笑着挥挥手，轻声地说：“咱们已经熟了，说这些就多余了。”
我们把书稿的重要段落在大型刊物先期发表，等全部结稿后，立刻交出版社投入排印。在稿子变成书籍之时，赶上了文化部举办的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的活动，被纳入大会赠书的行列。在出版社结算了书的稿费后，我把汇款单与袁先生应得的一半同时送到袁宅，并请袁签名。袁仔细看了一下，微笑着签了名。这张被签名的小纸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袁此期还发行了自己的剧照小集，十张一套。他送了我一份，上边写着“城北留念”。这本书后来被《中国戏剧大百科全书》作为条目所吸收。
我是个很细心的人，不能白白在梨园待上十五年（当初是准备待一辈子的）。我保留了一些梨园的痕迹物，如上边讲到的一些小东西，演员的某个签名之类。它们中许多东西，让我的书柜显得非常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