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范发现我私自不经讨论就写本子的势头太猛，就一再告诫说：“城北啊，剧院把你从外地调进北京，为的就是让你成材。从你的气质讲，本来更接近（吴）祖光或（汪）曾祺，但你如今是咱们剧院的作者，就应该多向偶虹和我靠拢……”过不多久，天津《艺术家》杂志来北京约稿，记者来到翁老家里，问及北京还有哪些能写戏曲文章的中年人。翁推介了四位，其中有我。我得知后，觉得此情太切，我再不能等，遂登门拜访。翁是个很有性格魅力的人，文化气味很纯正，而且还有一点，他很能也很善于玩。多少年每天只工作半日，另外半天就去其他文化场所消磨了。因为消磨得非常地道，所以真写剧本时反倒不费力气。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及智慧都非常吸引我。
翁比我年长三十岁，真是跨时代的忘年交。我每周去他家一次，去之前把问题集中起来，到达后像发射机关枪一样，频频提出问题，翁也诸个回答；那时我正准备写作《梅兰芳与二十世纪》，许多背景是知识性材料，我主要就是从翁那儿取得的。翁后来慨然与我深谈过一次：“老实讲，你来得比较勤，耽误了我的一些写作时间。我后来发现，你提的问题挺特别，关系到民俗民风，有许多细节我早忘了，可经你一问，我却又想了起来。我发现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京城文化大的背景。所以，咱俩今天把话说开—我欢迎你来，来也不要再带东西（礼物），带问题就是了。来了你就问，问完你就走，回去写你的文章或书。我呢，经过你这一问，过去忘记的又想了起来，所以你来对于我，也有好处。你之所问，我属于亲历者，都是我经过的事儿，所以我拿笔就能写；而你要写，则必须把我所说，再汇集其他材料，然后再下一番文化功夫。这样，才像一本涉及京城文化的著作……”于是，我遵照这番话的意思去做了。当我后来在《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出版之际，把赠书的第一本奉献给翁先生七十寿诞。翁那天长髯飘飘，身后是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为翁题写的“京剧圣手”的贺幛。
翁晚年比较寂寞，因原来的住家拆迁，他搬迁到北三环外的郎秋园，是一般的搬迁户配给的普通居民楼，翁先生住一层。最初，学生们纷纷去看他，他心情还算好。他写诗歌颂“郎秋七贤”，是说他多蒙七个弟子照顾。其中没提及我的名字，原因大约觉得我不是正式向他拜师的弟子，虽有师生之谊，但也是一种客气。对此我能感受到他的高谊。可后来学生们都得忙自己的事情，来的人就少了，而翁先生也确实是老了。我去得也同样少，记得最后一次专程看他，时在傍晚，他坐在一层窗前，夕阳的余晖照到他脸上，白髯上沾了些饭粒汤水，高部长的题词也有些破旧了。真是让人不忍。不久，翁就辞世了。
翁在壮年稍晚时写过一段自述文字，敬录如下：
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甘做花虱于菊圃，不厌蠹鱼于书林。书破万卷，只青一衿；路行万里，未薄层云。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步汉卿却无珠帘之影，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看破实未破，做几番闲中忙叟；未归反有归，为一代今之古人。
这段壮年文字等于是他的自述，也同时是他的墓志铭。翁老仅靠这段文字，就足以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