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甲与龙舒掌

京剧院还有一位十分让我神往的前辈,他就是80年代剧院的名誉院长阿甲。他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但身上的性格魅力却非常旺盛。他是宜兴人,小时候在上海当过工人,随后才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他唱老生,主要学麒派,但有些戏又有马派的痕迹。比如他的《四进士》就很有自己的特点。一解放他就在中国京剧院了。他参加过苏联戏剧专家列斯里主讲的戏剧学习班,讲的是斯坦尼的一套。阿甲听过一段之后,觉得“不是那回事儿”,就不再去了。在个人工作中,他执行的是中国戏曲自己的路线。他非常有才,写文从来是自己动手,他习惯使毛笔,一篇文章改得天地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非常难认。他出口成章,他给李维康排过《恩仇恋》,张嘴就是文章:“你演的这个辣妹子,她一方面是蜜糖,明亮得如同火焰,同时又是极冷的冰炭……”我偶然给他当过一回场记,把我都听迷了。他家住地安门的文化部宿舍,经常早晨走路进北海后门,走路到北岸的五龙亭附近独自打拳。他打拳,周围经常站满人,因为他打的套路别人看不懂。有人问:“您打的是什么?”答以“‘龙舒掌’,这是小时候向家乡一个和尚学的……”别人又问:“为什么今天打的,与昨天的不一样?”他笑了:“明天的还和今天的不一样呢!我打的,是我自己消化过的东西。其中有过去学的拳术,有传统的武术,此外还有京剧动作。我还想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名句,也吸收进来,充当几个段落中的题目……”

不久他到了离休年龄,回原籍无锡去了,中央组织部花了些钱,给他在太湖旁边盖了座小楼。他离家几乎一辈子,回去已大不习惯。最难受的就是无锡看不到高水准的京戏。每天晚上看电视,他都独自盘腿坐在椅子上,头前倾着几乎要钻进电视里。去探望他的人知道他痛苦,回来向组织汇报,于是上级又让他回北京来了。重新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给他,因为重新参加戏剧活动,他又精神焕发了。记得90年代初,上级安排《红灯记》原班人马(除去浩亮)重新演出,这是轰动的大事情。阿甲在“文革”中顶撞江青的事情是很出名的,他是《红灯记》的导演,很多地方不听江青的“指示”。那天演出后接见演员,几位部长都谦让阿甲上台时走在最前边。记得最后在人民剧场的贵宾休息室内,大家纷纷祝贺演出成功。他也说了几句,但最后话锋一转,说起京剧的音乐设计的不足:“目前京剧音乐中的样板戏痕迹太重,这不对,更不高明。其实京剧音乐的核心在曲牌,我们要把过去的曲牌重新调查一下,看究竟有多少,哪些是今天能够沿用的,如何再进行加工。以后搁进新创作的戏中,就应该以曲牌的形式出现,要在旧曲牌中唱出新的味道。等走到这一步,就比今天单纯吸收一些西洋乐器进入京剧乐队—这儿加一个低音,那儿配一个和声,要强烈并有力得多……”

显然,他有着其他前辈领导一样的革命经历,但更富于艺术的思维,这在他们那一辈人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但他究竟是老了,离开具体的戏剧实践也逐渐远了。他终于走了,带着许多没完成的遗憾。但他个人性格上的魅力,却永远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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