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院还有一位十分让我神往的前辈，他就是80年代剧院的名誉院长阿甲。他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但身上的性格魅力却非常旺盛。他是宜兴人，小时候在上海当过工人，随后才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他唱老生，主要学麒派，但有些戏又有马派的痕迹。比如他的《四进士》就很有自己的特点。一解放他就在中国京剧院了。他参加过苏联戏剧专家列斯里主讲的戏剧学习班，讲的是斯坦尼的一套。阿甲听过一段之后，觉得“不是那回事儿”，就不再去了。在个人工作中，他执行的是中国戏曲自己的路线。他非常有才，写文从来是自己动手，他习惯使毛笔，一篇文章改得天地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非常难认。他出口成章，他给李维康排过《恩仇恋》，张嘴就是文章：“你演的这个辣妹子，她一方面是蜜糖，明亮得如同火焰，同时又是极冷的冰炭……”我偶然给他当过一回场记，把我都听迷了。他家住地安门的文化部宿舍，经常早晨走路进北海后门，走路到北岸的五龙亭附近独自打拳。他打拳，周围经常站满人，因为他打的套路别人看不懂。有人问：“您打的是什么？”答以“‘龙舒掌’，这是小时候向家乡一个和尚学的……”别人又问：“为什么今天打的，与昨天的不一样？”他笑了：“明天的还和今天的不一样呢！我打的，是我自己消化过的东西。其中有过去学的拳术，有传统的武术，此外还有京剧动作。我还想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名句，也吸收进来，充当几个段落中的题目……”
不久他到了离休年龄，回原籍无锡去了，中央组织部花了些钱，给他在太湖旁边盖了座小楼。他离家几乎一辈子，回去已大不习惯。最难受的就是无锡看不到高水准的京戏。每天晚上看电视，他都独自盘腿坐在椅子上，头前倾着几乎要钻进电视里。去探望他的人知道他痛苦，回来向组织汇报，于是上级又让他回北京来了。重新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给他，因为重新参加戏剧活动，他又精神焕发了。记得90年代初，上级安排《红灯记》原班人马（除去浩亮）重新演出，这是轰动的大事情。阿甲在“文革”中顶撞江青的事情是很出名的，他是《红灯记》的导演，很多地方不听江青的“指示”。那天演出后接见演员，几位部长都谦让阿甲上台时走在最前边。记得最后在人民剧场的贵宾休息室内，大家纷纷祝贺演出成功。他也说了几句，但最后话锋一转，说起京剧的音乐设计的不足：“目前京剧音乐中的样板戏痕迹太重，这不对，更不高明。其实京剧音乐的核心在曲牌，我们要把过去的曲牌重新调查一下，看究竟有多少，哪些是今天能够沿用的，如何再进行加工。以后搁进新创作的戏中，就应该以曲牌的形式出现，要在旧曲牌中唱出新的味道。等走到这一步，就比今天单纯吸收一些西洋乐器进入京剧乐队—这儿加一个低音，那儿配一个和声，要强烈并有力得多……”
显然，他有着其他前辈领导一样的革命经历，但更富于艺术的思维，这在他们那一辈人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但他究竟是老了，离开具体的戏剧实践也逐渐远了。他终于走了，带着许多没完成的遗憾。但他个人性格上的魅力，却永远激励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