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他说：“在战争中许多人轻若鸿毛，而有一人重如泰山。”他又说：“一位坏的将军要比两位好的将军还要好一点。”拿破仑自视颇高，目无余子，他说：“我之所以为我者，是意志、性格、勇气所使然。”然后他又反而言之：“由一头鹿领导的狮军（an army of lions），根本上就不是狮军。”拿破仑非常重视将道，在这一方面他有很多的名言：“将军的必要素质即为决断（resolution）。”“战争的成功有赖于慧眼（coup d’oeil），必须能察觉会战中的心理关键时刻。在奥斯特里兹，假使我提早6小时发动攻击，则我应已失败。”
拿破仑对于心理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他经常使用各种手段来激励士气，他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他的劲敌威灵顿曾指出，拿破仑给予军人以特殊奖赏，任何军人甚至于二等兵都有封侯拜将的机会。不过，他又认清仅凭物质奖励还不够，因为“英勇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他的秘诀是诉之于荣誉感。他了解人之所以愿意牺牲生命，往往是由于其本身所并不了解的原因。他深知心灵感应之微妙，经常与其部下保持个人接触，他说：“人员对我有信心，精神力往往比数量更能决定胜利。”他个人的魅力和信心对于其部下和敌人都能产生重大的精神冲击。威灵顿认为拿破仑个人的出现可以相当于四万人的大军，在一片“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的欢呼声中，法国部队就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克劳塞维茨对此也深有认识，他曾剀切指出任何战争理论若不考虑官兵的心理则根本毫无意义。
拿破仑深明“兵贵神速”的古训。他说：“在战争艺术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力量与重量之间的决定因素。”他又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无可补救，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因为迟误即为作战失败的主因。”在乌尔门（Ulm）战役中，他的部下们说：“皇帝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双腿而不是刺刀。”因此，拿破仑又说：“最好的兵不是会打仗而是会走路。”“军人的首要素质即为忍苦耐劳，而勇敢尚在其次。”反之，他又非常重视人员的健康，他说：“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让部队去从事流血最多的战斗，而不可让他们留在不卫生的环境中。”
拿破仑一向坚持由他一人指挥，但当他的大军人数到达6位数时，这种办法也就开始行不通。战场的辽阔，单位的众多，已经无法再由他一人控制。简言之，拿破仑未能建立一套适当而有效的指管通情系统（C3I），实为其最后失败主因之一。拿破仑对于手下的大将只要求他们服从，而并不容许他们有行动自由。诚如他的参谋长贝塞尔（Louis-Alexandre Berthier）所云：“无人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这也正是古今独裁者的通病，对于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敢重用，而庸才却能获得信任。拿破仑在圣海伦岛（St.Helena）上曾经这样感慨地说：“假使有一个像屠云尼那样的人在战役中做我的副手，则我应该已经是世界的主人。”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当时，甚至于在其帐下，也并非没有可用的人才，只是他并不重视而已。反而言之，即令有屠云尼那样的人才，他也还是不会完全信任，结果也还是不能发挥辅弼的功效。从这一点来评估，拿破仑实不如汉高祖刘邦。
拿破仑的最大弱点也许还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他未能从大战略的观点来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虽是法国革命的儿女，但并不了解工业革命的含意。他只想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但却完全忽视“权力平衡”的运作。他知进而不知退，能发而不能收，好大喜功而不知持盈保泰。到最后终于丧失了平衡合理的战略意识，将其国家资源和部队战力消耗殆尽，而走向败亡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