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 (6)

在此种大战略运用之下,英国遂认为三国同盟代表一群爱好和平和已满足的国家,而法俄两国则是国际政治中的捣乱鬼。但俾斯麦又知道英国并不善良,他指出:“仅凭良好的行为来争取英国的友谊,那是过分天真的想法,英国人吃硬不吃软。”当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斯东(William Gleistone)执政时,对德国态度颇不友善,于是俾斯麦立即还以颜色。他突然一改常态,在东非洲一口气吞并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吓了一跳。结果英国人马上前倨而后恭,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也许俾斯麦在东非洲寻求殖民地的政策还另有深意(那个地区几乎毫无经济价值)。因为德国太子菲特烈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婿,将来承继大统,则德国也许会有过分亲英而影响德俄友谊的危险。为未雨绸缪起见,俾斯麦可能希望在英德之间保留若干摩擦以作牵制。

以后当英国保守党再度执政时,俾斯麦曾提出缔结英德同盟的建议,他指出这样可使欧洲永保和平,因为面对英德同盟,法国决不敢挑战;而若无法国援助,俄国也决不敢攻击英国。英国外相沙里斯布雷(Lord Robert Salisbury)回答说,他个人深表赞同,但害怕国会通不过。虽然英德同盟未能建立,但在俾斯麦执政期中,英德关系仍继续相当亲善,而由于有英国的牵制,俄国对德国的合作也一直都很重视。

俾斯麦的大战略运用看起来真是非常复杂,但基本原则却极为简单。他只有两大目标:(1)确保德国的安全;(2)维持欧洲的和平。而此二者又互为因果:必须维持欧洲和平始能确保德国安全。俾斯麦所用的手段虽极有弹性,但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作为一位大战略家,其最伟大而不可及的成就也许就是以此为基础。西方史学家对于俾斯麦曾有很多评论,现在择要摘录如下:

英国史学家南格尔(W. J. Langer)在所著《帝国主义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中指出:“以德奥同盟为枢轴,这位伟大的德国首相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中,巩固了其完整的外交战线。俄罗斯熊和不列颠狮都与德意志鹰合作无间,被孤立的只有高卢雄鸡。”

19世纪80年代是俾斯麦外交的全盛期,当时他被人尊称为“欧洲的宰相”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外交档案公开发表,英国史学家古奇(G. P. Gooch)在核对了这些资料之后,曾作断语如下:“自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实为欧洲和平的支柱。”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8年也曾撰文评论俾斯麦(“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他指出:“俾斯麦相信外交政策不能以感情为基础,而必须有冷静的计算。”他又综合评论说:“俾斯麦虽在现状中寻找他的机会,但却从未来的想象中抽取其灵感。”

1888年,91岁的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菲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并上尊号为威廉二世。这位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不久就和那位老臣发生冲突1890年3月,俾斯麦被免职。威廉二世向继任的首相说:“外交并不神秘,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在他亲自接管外交之后。没过多久的时间就把俾斯麦30年来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完全破坏。德国终于变得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而最后不免走向败亡的途径。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俾斯麦对后世的贡献是身教而非言教。他并未写出任何有系统的战略理论著作,他的战略思想是用“立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过,他所曾说过的若干至理名言,虽然对其全部思想而言,只是一鳞半爪,但其中所含蓄的高度智慧,仍然值得回味和深思。若采取传统的定义,俾斯麦也许不能算是战略家,但从现代战略思想的观点来衡量,则俾斯麦实为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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