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谢谢主持人，各位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深圳和诸位一起交流学术。我今天和诸位交流的题目是关于西南联大的一些基本情况。我想先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来谈：第一，我想和诸位交流一下，我开始研究西南联大时的一些情况；第二，西南联大研究过程中需要接触的一些史料；第三，西南联大建立前中国现代的大学制度；第四，西南联大的具体建立过程。
克罗齐讲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很容易理解，研究历史都有当下的情怀。我们在七十多年以后纪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大学，我想所有人的感觉还是立足于当代。因为观察过去的大学，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情况。
西南联合大学是和抗战共始终的一所大学，严格说，存在了九年时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年。这个大学没有校长，只有三位常委。这所大学是当时中国北方三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大学，抗战结束后就解散了。很久以来，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引起研究现代史、研究中国大学史或者中国教育史学者的兴趣？我觉得主要是西南联大在创办过程当中的精神，它在这九年当中留下的精神遗产，对今天的大学可能会有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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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意思，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前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现在公认这个大学办得比较成功，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原因。我们找来找去，我想还是要从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基本的文化制度这个角度，来探索这所大学的成功，可能是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角度。
诸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虽然也有一定缺陷，但大体上和世界文明主流还是同步的。这个同步的标志就是，那时中国的新闻制度、中国的出版制度和中国的大学制度，基本保持了这些制度在西方起源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制度都是私人力量可以介入的。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很多制度在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摩擦和冲撞。但我们观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和出版制度都完成的比较好。这三种制度在中国都有比较成功的实践。比如说新闻制度，有著名的《大公报》、《申报》等，还有一些周刊也办得相当成功。那些新闻从业者，基本上接受西方的理念，认为新闻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私人力量一定得进去，如果完全由国家垄断，新闻制度不可能成功。从事后观察，中国现代的新闻制度，还是比较成功的，不是说新闻制度没有缺点。比如国民政府时期，也有控制新闻的时候，在某些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也暗杀过一些新闻记者，但从法理角度观察，从北洋到国民政府，都没有否定过私人力量可以介入新闻，这是我们判断历史事实的基本前提。再如出版制度，那个时候大部分是由私人维持的，最有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这些巨大的出版机构，在传播中国近代文化中承担过重要责任，它都是完全的私人产业。还有就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出现得较晚。研究大学制度的人，无论怎么算，也超不过一百年时间，基本上就是二十世纪的产物。
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模仿或者选择西方这个制度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最早接受西方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光有国立大学是不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学，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在实践当中是这三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