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几乎所有追忆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都会提及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接纳辜鸿铭。此“最佳例证”，其实是蔡氏本人提供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撰《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逐条批驳林氏对北大提倡新思潮的攻击，最后方才亮出其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并举例加以说明：
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是辜鸿铭。这例子实在太精彩了，可转相传诵的结果，却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辜氏任教北大，乃直接得益于蔡氏之“兼容并包”。其实，辜氏进入北大，在蔡氏长校之前。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述及一九一五年九月的开学典礼上，辜鸿铭坐在主席台上，并即席发言。而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氏作为战略家的眼光，就体现在这不大起眼的“加聘”上。
作为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乐于传诵蔡氏容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一个极少被史家提及的“细节”，引起我的兴趣：就在蔡氏致林纾信发表的第二年，辜鸿铭终于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截头去尾。
或许，这正是“轶事”的魅力所在：既不是凭空杜撰，也并非确凿无疑。对于史家来说，此类轶事，不能过分依赖，可也不该完全撇开。夸张一点说，正是在这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经不起考据学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进入“正史”？即便说者无心，传者也会有意——能在校园里扎根并生长的轶事，必定体现了北大人的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正是基于此立场，不想强分“真伪”与“虚实”，更不敢蔑视那些半真半假的传说。在找到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宁肯“多闻阙疑”，用理解与同情的眼光，面对五彩纷纭的“老北大的故事”。
余音
一九二九年，刘半农为《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撰写《北大河》一文，建议在小河畔植树立碑，并预想百年校庆时，后人会感谢此“垂杨飘柳的北大河”，“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以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北大河”早已湮灭，百年校庆倒是即将来临。将刘君此文作为“北大旧事”的余音，但愿也能绕梁三日。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于京西蔚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