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应该是大学制度的崛起，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学制度，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是比较难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九四九年以前，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里面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还有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那么多优秀人物的产生，主要是依赖于我刚才说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出版制度。因为知识精英主要的活动，是依赖这三种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三种制度的成功，很难想象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时期能够维持得那么好，也很难解释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中国教育和文化所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西方文化制度的时候，有两点把握得比较好。中国一九○五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一九○五年以后西方传进的新学校教育制度取代了过去的科举制度。选择新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它的大学制度的时候，尤其是选择这种制度的初期，如果负责选择这种制度的人是比较僵化、比较保守或者是不能看清世界文明主流的人，这种制度的选择可能就会发生偏差，所幸中国在这一历史转折中，遇到了恰当的人。
中国大学制度选择比较好，是因为一开始它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中国最早负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首领，基本是由晚清科举制度中出来的，比如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严修等，他们是在传统文化里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同时考察过西方教育，及时把握住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比如说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能接受这些理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可能有一些关系。第二，晚清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型的时候，初期负责这个教育制度的人，像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快居于教育领袖的地位，作为教育领袖，他有职有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大学制度，对西方大学的核心理念，能够把握得准。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步时的两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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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建立的前提，是因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抗战的准备。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讲，他对中日关系的判断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战争对中国来说，越晚爆发越好。所以，当时希望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渠道来延缓中日战争爆发的观点也很流行，在知识界，这个判断主要以胡适、陈寅恪、吴宓等为代表。他们受过中西两面教育，比较有世界眼光，他们对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基本判断影响了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轻易开战是因中国国力不行，国防力量更弱，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现代的海军、现代的空军，所以不能跟日本人仓促开战，仓促开战肯定对中国不利，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还是早已下了。抗战前两年，清华大学就把主要的图书、主要的仪器秘密运到了湖南长沙，在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南岳建了校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开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邀请了全国各阶层的精英到庐山，商量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两国通过外交渠道不能延缓战争爆发，中国应该如何抗战以及教育文化应该如何保存。
会议邀请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会议名单是做过南开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开出的。名单上有郭沫若，但郭沫若没有去。何廉把名单拿给蒋介石看的时候，蒋看到有郭沫若，很高兴，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北伐时期，郭沫若写文章骂过蒋介石，蒋介石对郭沫若有印象。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都到庐山开会。西南联大的建立与这个会议有关，蒋介石接受了以胡适、王世杰、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