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8)

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扎饬,扎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借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府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

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水浒传》的态度可以看出,无论施耐庵的初衷如何,《水浒传》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著,它在客观上也给诸多农民起义者带来强烈的共鸣与激励。

从明到清,统治者都把《水浒传》归为“诲盗”一类,他们出于“卫道”的本能,自然要对《水浒传》进行大规模的封杀与禁绝。然而,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看来,“诲盗”与“卫道”则恰好对应了“进步”与“反动”。

民国存在时间过于短暂,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过于迅速和猛烈,因此民国也没有形成一个从民间推崇暴力反抗,到官方禁绝暴力反抗的世俗文化转型。清朝末年,底层人民反抗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正是唤起民众反抗意识的黄金时代,《水浒传》这类书籍,与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契合的。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 因此,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什么势力集团会对它进行封杀。

到了民国末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策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毛泽东从小就有机会读到《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他来说,道统是什么,政治是什么,农民是什么,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到了青年时期,他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农民,或者说底层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占据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道统之巅。

在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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