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少年毛泽东在放牛时，就模仿过武松打虎，耕田、锄地的农具，都曾被他充任梁山好汉的兵器耍弄过。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一般的青少年相比，就有着独特的叛逆的性格，以及很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同斯诺的交谈中，他曾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让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后来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水浒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之一。他也一直希望这部书能够影响和他一样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一百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毛泽东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直到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仍然在讲课中经常介绍宋江和《水浒传》，用这部书中包含的道理和智慧启发讲习所的学员。
从少年起就善于思索的毛泽东，不同于常人之处，就是他总是在阅读中思考书中所蕴含的道理。读了《水浒传》，他就经常思索书中的问题，从中悟出一些当年他所能理解的道理。及至进入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水浒传》当做政治书来看。因此，到老仍然兴趣不减。他曾对薄一波说：“《水浒传》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 这句话其实就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方式，他少年时想必是把《水浒传》作为侠义小说来看的，进入青年时期，他就完全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了。
二、“学梁山泊好汉”救国救民
毛泽东从少年进入青年时期，此时的中国正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累加，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和人心都处在动荡之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目睹这一切，萌生了改造中国之志，也在思考改造的途径问题。反抗腐朽统治，是青年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基调之一，当年的他曾写下了“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文字。《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扬的“造反有理”思想，恰合青年毛泽东之心。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他所读的《水浒传》表明他的个人之志，也是他对自己今后人生追求的一种反映。毛泽东这句话的深意就是，在强大反动势力压迫下，革命者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争取胜利。要学梁山泊好汉造反，通过起义造反，来救国救民。
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一生坚持，而且把这个道理越讲越深刻。他多次说过“造反有理”。毛泽东讲的是对反动派和反动势力造反有理。他从内心是赞同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的。他认为《水浒传》中记述的宋江等人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后来多次和人谈过这一点。他赞扬宋江等梁山好汉，实质是借此赞扬中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