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3)

所谓“造反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水浒传》里宋江等人的“造反的故事”。在延安,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 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 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在一些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类似“逼上梁山”的话,他对其他外宾也多次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

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借《水浒传》中的故事,来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正当性。其中自然包含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他曾把《水浒传》中的宋江看作率领农民起义的人物加以称赞。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由他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在这里列举了一批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的名字,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史上赫赫有名。唯独对于宋江起义,史上一直有争议。

宋江,是北宋末年人,与方腊处于同一时代。史传,宋江于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结三十六人聚众起事,在山东、河南、江苏三角地带活动。根据《宋史·侯蒙列传》中所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约‘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军官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金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身赎’。”宣和三年初,为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二月,南下攻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军,入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在沭阳为县尉王师心败,又攻海州,中知州张叔夜伏,遂投降。方腊在浙江失败后,又起兵,为折可存所镇压。另说是宋江投降后并未参与镇压方腊,也有说宋江并未受招安。有关宋江事迹,散见《宋史》的《侯蒙传》《张叔夜传》和《东都事略》(王偁)、《十朝纲要》(李埴)。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里的宋江,源自《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里的宋江,是名字相同而毫不相关的两个人;有人还认为,宋江史无其人,他是源自平话小说,再由平话小说切入元末人所修的《宋史》的。

若以规模论,史学界称“宋代三次农民起义”中包括:方腊,宋初的王小波、李顺,稍后的钟相、杨幺。从正史上看,宋江是规模较小,且轻易被剿灭的一支。毛泽东把宋江直接列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方面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是为了让干部群众更容易接受,更有直观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水浒传》作为农民起义的书来读的。其中的许多造反故事,许多人物的行为,对他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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