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的这部浩瀚的巨著就是想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从多个角度重现涤荡一切的历史车轮的原貌。乍一看起来，他写的像是小说，其实他写的是历史，是一部既是“大历史”，也是个人化的“小历史”的结合之作，他是把个人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描写，比如对斯托雷平、对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对古切科夫[ 古契科夫（1862-1936）十月党的领袖，共济会会员，二月革命后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对克伦斯基、对列宁等人个人的描写，对杜马辩论场景的描写，对二月革命的爆发都非常传神。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却无法拒绝这种“小说化历史”场景再现的吸引人处。用老索自己的话说：“历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小的东西又经常为历史所鲜知”。[ 索尔仁尼琴：《红论》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集团2009年，第2册，659页。]他的著作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非常熟悉，因为《红轮》没有提供任何注释和人物介绍，而且翻译的人名、地名不按照约定俗成的译法，甚至一名多译，经常要把这些人名先还原成俄语，在嘴里叨咕几遍，才能恍然知道所说的是谁。至于非专业人士读起来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道每个出场的真实人物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在这里，我并不是给《红轮》写书评，我在这一章里重点谈的是其人其书背后的东西。
第二章的个案分析是高尔基。高尔基是苏俄文学的泰斗，也可以称作是苏联知识分子第一人，就是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舆论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多次出现过截然相反的评价，对他的颂扬和抨击都堪称之最，因此在俄罗斯素有“大起大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之称。高尔基多次转身，多次变脸，幅度之大难以想象。他从人道主义角度与列宁冲突，而后又从国家强权的角度与斯大林合作，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高尔基这个十月革命‘异教徒’是怎么成了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呢？”同是一个人，既是一个为被压迫者抗争呐喊的人道主义者，又是一个压迫者的谋士和吹鼓手。高尔基可以说是一个同新制度斗争但却为斯大林体制效劳的矛盾体，不管他是真心实意的迷途、真心实意的悔过、真心实意的转变态度，反正他从无产阶级海燕、从不合时宜者变成了统治者蟒蛇餐桌上家兔的供应者。他一人身扮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他是“不明就里”地在思想上步入“迷途”呢，还是由于个人形而下考虑发生的转变？一直以来破解“高尔基之谜”被认为是解惑苏联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
正如斯大林所期盼的，高尔基在苏联文学界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威望无与伦比，只要高尔基顺从了新政权，其他人则不在话下。知识分子与政府对抗的历史由来已久，以至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专制统治最大的威胁，是完全的天然的敌人，知识分子就是叛逆和异端的代名词。有人提到‘知识分子’这个词，尼古拉说，我对这个词十分反感，应当命令科学院把这个词从俄语词典中勾掉”。[ 谢·尤·维特：《维特回忆录》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3年，263页。]可是从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定义发生了转变，原来的“心灵反对派”变成了“一种胆怯、软弱和易于妥协的人”的标签。卢那察尔斯基把知识阶层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布哈林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的第三阶层”，[ 郑异凡：“苏联知识分子问题和布哈林的‘奇谈怪论’”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当时“知识分子气”更是一句骂人的话。[ 李可夫：《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任务》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171-179、180-186页。]从1924年、1927年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所作的两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就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科学技术人员”、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就变成“脑力劳动者、和受过教育的阶层”，40-50年代以后又变成技术专家。这时人们称呼的“知识分子”已经和俄罗斯传统的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含义完全不同了。普京十分推崇的利哈乔夫院士曾经开了一张俄国历史上的“不朽者名单”，里面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特卡乔夫、没有别林斯基、甚至没有赫尔岑，更没有列宁、斯大林，高尔基，但是却有阿瓦库姆，却有高尔察克，自然也有别尔嘉耶夫，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筛选的呢？
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是谈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路标》文集以及相关思想。我在1990年去莫斯科的时候看到过众人争抢购别尔嘉耶夫的书籍的局面，那场面之火爆，比文革中排队购买《毛选》更胜一筹，当时的别尔嘉耶夫现象，成为知识界谈论最多的人物之一。2003年8月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专门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先知归来”欢迎仪式，以表示对“路标人”思想的重视和他们人格魅力的尊崇。这一章是针对我上面提到第九怪，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保守派；第十怪，被赶出国门的人再度热起来的一个回应。回答“路标派”为什么会在俄国“走红”？他们解答了俄罗斯人的那些困惑？以至于人们趋之若鹜地如同发现“先知教诲”一般地争相阅读。
1990年在苏联我托朋友也买到一本俄文版的《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含义》，在当时翻看的时候，我就不明白谈俄国共产主义起源为什么不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谈起，不从工人运动谈起，而是从宗教谈起，从知识分子谈起，从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谈起，从民粹主义谈起，莫不成这些都与俄国共产主义有关？尤其是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反复强调，“只懂得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不了俄国共产主义根源的”，“要了解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弄清俄国革命的性质，就要搞清楚在俄国被称作‘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在这一章里我将告诉大家，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为什么会在当今俄罗斯引起那么巨大的反应，成为思想界人士的必读之物，因为它建立了一整套从深层思想史的角度来解答俄国制度演进大幅度摆动的“秋千现象”的“破译”模式。
第五章、第六章是讲贵族知识分子的产生与特点。其中第五章的书写体例显得有些偏离思想史，几乎就是一个俄国贵族史的写作架子，一大半的内容都在讲与知识分子无关的内容。我为什么要费时费力的讲清楚贵族兵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如果只局限在知识分子本身，局限在思想史本身，很多东西无法交代明白，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与他们身份有密切的关系，而一旦从制度史的角度上去重新观察，很多大惑不解的问题便会豁然开朗。我过去阅读俄罗斯作品的时候，就一直挺奇怪，俄国的贵族的忏悔性、宗教性到底来自于何方？从来没有听说中国的地主剥削佃户会为此忏悔，还有贵族知识分子到底该怎样归类？说他们是自由主义吧，不够准确，说他们是古典保守主义吧，又不够典型。以及为什么他们热衷于司法改革、热衷于政治改革，却回避经济改革？以至于使与他们对立的民主派从一开始就很鄙视“抽象的权利”和侈谈“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认为“立宪的大馅饼，只会被资产阶级的鲨鱼吃掉”[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70-хгодов ⅩⅨ века.М-Л., 1965.с.199.]。
这种写作安排似乎显得有些冗长易冲淡主要的思想史线索，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不重要的铺垫，何况我想交待清楚社会结构的角力与思想分歧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必要的。所以第五章主要是为了纠正传统俄国史中的谬误，只有把贵族兵制和与之相连的农奴制、土地制度和农民皇权主义这些问题讲清楚了，只有从制度是上了解了俄国各等级形成过程，明白它们了之间的相互关系，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才能够顺理成章的凸现出来。
第七、第八章是与前两章贵族知识分子对应的讲平民知识分子，对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出身和社会背景有一种全新的解读。交代什么是“平民阶层”，以及平民知识分子的宗教背景。谈平民激进主义、反智主义的来源。列宁和别尔嘉耶夫在都承认“60年代人”与社会主义后继者之间的关联的前提下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别尔嘉耶夫认为，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应被认为是列宁的先驱者”。[ 别尔嘉耶夫：《俄国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70页。]列宁对革命民主义者、民粹派的评价都很高，他说，“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那种思潮的联系”。[ 《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134页。]由于“苏联王朝”与民主主义的继承关系，列宁的思想自然也就成为了“圣旨型语录”，因为列宁对别、车、杜、皮等平民知识分子的偏爱，他们的高大形象便从此树立起来，在苏联国内对“刺猬型”知识分子的评价一直都是正面的。但是“路标派”对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布尔什维克这一支系的历史继承关系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他说，“功利的道德主义”在“俄国人心灵上的创伤是恶性的、感染的”，它们是民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导，这个恶果甚至在130年后才得到了报应。而列宁则认为，这是一整套对民主派的恶毒诬蔑，要予以无情的打击和坚决的镇压。在历史沉淀了一个半世纪后，俄国经历了两次转折之后，当“历史之躯的谎言符号”纷纷抖落之后，我们今天该怎样看待导致俄国历史的“间断性”的另一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