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地主农民即农奴同时肩负着国家义务和地主义务，他们彼此之间势必会在争夺农民的使用权，政府希望军人只在满足国家的前提下使用劳动人手的剩余劳动，所以会出台的约束地主的法令，，而农奴主则相反，因为他们是农奴的直接主人，总是以满足自己为先，满足国家次之。于是在俄国农民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沙皇是好的，只是老爷们太坏。由于沙皇从来就“未曾沦为单纯的贵族利益的传声筒”，国家和贵族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发展方向上的分歧。用赫尔岑的话说，从服役军人中成长起来的贵族知识分子身上“先天的就具有革命的酵母”。
接下来逻辑发展就会落在第四怪上面，“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很多人都已经指出过，与中国的科举形成的知识阶层的“读书服务帝王”的“入世情结”不同，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是指那些“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的目标”的人。那些从军人转化成贵族知识分子的人，在18世纪以后与专制制度就存在的“离心力”。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在亚历山大二世安葬的悼词中说了颂扬沙皇的话，导致十年来学生都不原谅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再比如，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爱忏悔，这种俄国式的忏悔和天主教的忏悔不同的是，不是悄声向神父一人忏悔，必须是大声当众忏悔。越是完美的人就越要承认在“人民”面前有罪，忏悔自己不同于“人民”的地位，忏悔自己的养尊处优。当然肯定不能以俄国贵族的人格高尚来解释其中的原委。这又是为什么呢？只有把前三个为什么解释清楚了，结论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这第五怪是“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俄国社会学大师米罗诺夫说，直到现在研究者们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僧侣中会出现大量的激进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僧侣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正相关。这批在6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几乎颠覆了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切方面，他们表现出来的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好斗的社会革命热情、道德为目的服务、人民崇拜、灌输论者、实用主义的功利化倾向都与此前温文尔雅“书卷化”的“伤感主义”和“纯思辨”的贵族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被称为“着了魔”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对贵族知识分子的“矫枉过正”跨越幅度之大几乎颠覆掉了他们前辈所有的积累，就像有一道历史的“切口”把二者割裂开来。不但如此，平民知识分子还对贵族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的义愤。他们自称与贵族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是两个相互敌对的思想圈子，有时经常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的分道扬镳。而后来民粹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接的是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传统，“路标人”自称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子”，双方在张力两端较劲一直延续下来。
为什么俄国知识界会有这种时间断裂和阶层仇恨呢？知识界因为其认识不同都会出现分裂，俄国抛开这些官方与民间的对立不说，仅仅在反对派阵营中分裂程度之大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仅从思想史的解释体系线索依然不够清晰，从大背景说是因为俄国社会分裂严重的程度所导致的。至于具体说到占俄国人口总数0·9%的僧侣阶层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贡献了多达22%的骨干力量这一奇特现象，就要从这个等级的形成机制和17世纪的宗教“分裂运动”中去寻找原因，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似乎很难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我也在本书中力图解答“米罗诺夫之问”的。
至于第六怪，多一手指划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第七怪，总有些人喜欢向后看；第八怪，企业家支持反对派，都涉及到一个俄国史上很少提到的宗教“分裂运动”。以前我在学俄国史的时候也知道“尼康的宗教改革”，也知道民间有很大部分人反对这次改革，但是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甚至对“分裂运动”这个名词印象都不深刻。我是1990年在别尔嘉耶夫的《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含义》一书中第一次对“分裂运动”有了深刻的记忆，正是因为别尔嘉耶夫不断地提到“分裂派”、提到17世纪被国家定为“异教徒”的存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也感觉到它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过程有关，与俄国思想史的关系，知道这个历史抗争一直延续了250年，但是翻看了很多文本的俄国通史，苏联时期的教科书简单了了的说一些“迷恋细节”的人抱残守旧，不能解决我心中的疑惑，甚至就是在官修正教史的书中，也只有少量负面的记载，或者把这种现象作为“非正统”的“邪教”一通贬损，而缺乏客观的描述，让人很难看清分裂运动的全貌[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就有很多史家专门投入分裂教派的研究。1953年苏联出版了9卷本的《阿瓦库姆资料集》及一系列相关著作。]。我就不明白这两个手指头画十字和三个手指头画十字倒是有多大的区别，以至于俄国有那么多的人宁肯自焚也不愿意改变？这便触发了我的好奇心，此后坚持“老规矩”的“раскольники”就像一个谜一样困扰着我，为了使自己搞清楚，也使关心俄罗斯思想史的人解惑，回答这几大怪是为什么？于是就有了关于“分裂运动”的研究。
四、
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国内从未有人对他们做过详细的区分。本书采用的是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都做自己的分析和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我原来准备一共写七章，结果在实际写作过程中，第三、第四、第五章的篇幅都大大超过预想，所以就把这三个过大的章节一分为二，这样就有了现在十章的体例。
第一章从索尔仁尼琴去世和他的长篇巨作《红轮》作为切入点，把他与俄国历史上的鲜为人知的宗教“分裂派”的领军人物阿瓦库姆作了一个“链接”，可以从这个长时段看出索尔仁尼琴反共产专制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资源，他身上具有浓厚的俄罗斯弥赛亚情结和民间东正教人道主义的色彩。他一再强调自己“对俄国历史基础专一的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抗衡”。[ 索尔仁尼琴：《红轮》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集团2009年，第2册，692页。]据说索翁的皈依基督来源于一个故事。虽然他的母亲是虔诚教徒，他家的亲属中有人是分裂教，他在60年代就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但是真正的动因是1970年他在塔什干作癌症手术的时候，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在黑暗中与躺在另一个手术台上的一位东正教囚犯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谈话。那个看不清面孔的病人向他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东正教徒的心理历程，他在一瞬间感觉到黑暗中的光芒笼罩着他的全身，他顿悟到，治疗人类腐烂的心灵比治疗肉体的创伤和疾病更为重要，这位神秘教徒在与索尔仁尼琴交谈完后很快就死在了手术台上。索翁认为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这是上帝借“病友”之口对他暗示和召唤。后来他常说，“如果没有敬畏之心，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大部头的《红轮》在中国翻译出版以后，虽然也获得一些出版奖项，但读者反响并不太好，人们感觉到这位有着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声誉的泰斗级大师的作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读和引人入胜。这并不包括价值评判，而仅仅是从审美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红轮》作品类别难以界定，说小说不小说，说历史不历史，既没有小说的生动和完整故事，也缺乏历史的应有的交待和论证，简直就像一大堆没有整编的史料堆砌在一起，随便穿插一些不知所云、没头没脑的人物和情节，有人说，肯定没有哪位读者会有兴趣随着他的笔触从头看到尾，真不知道为什么索翁要费尽毕生之力，写这么一套注定不可能在民众中普及的超大型巨著。
我以前在文章中说过，在历史上，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以至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这些今天人看来的“一级学科”都是从“文学”中衍生分化出来的，文学一直扮演着“思想的引领者”的角色。受托尔斯泰以降俄罗斯文学的春秋笔法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一直有一个愿望，书写一部反映20世纪初的史诗性作品，书写一部可以超越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顶峰的作品，书写一部还原“全景历史”的作品，书写一部与苏联时代的官方解释系统完全不同的作品，书写一部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褒贬与取舍的作品，书写一部凡是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不得不读的书，于是就有了《红轮》的创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