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看法并非总是一样。尼克松的美式作风较浓厚，且个性更为乐观。他相信美国本质上就是一股追求良善的力量。而基辛格则对在外交关系上讲道德或原则不表认同。他在1968年的同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美国的民间传说，当其他国家讲究利益时，我们主张以责任为重；当其他国家关心权力均衡时，我们在意的是维护和平的法律条件。”他倾向悲观主义，认为国际场域是一个无政府且野蛮的空间，各国都在永无休止的达尔文主义式生存竞赛中奋力挣扎。基辛格重视国际稳定与和平转变。他所畏惧的是亟思有所作为的革命型国家，他们一心一意想要推翻既存的国际秩序。虽说如此，在追求国际政治的稳定时，基辛格论称，政治人物也应当随时准备与任何强权打交道。“我们的目标，”他说道，“在于解除外交政策中的所有情感束缚。”这里的我们是指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美国的决策者必须在两大问题上扪心自问：“妨碍我们利益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
美国政治人物不常使用这种措辞，因为他们带有浓厚的老派欧洲作风，基辛格往往选择“地缘政治”或“均势原则”这类的迂回说法。在欧洲的同盟体系，一般称之为“纠缠”（entangling），无论是国家利益或权力均衡原则，全是一种过时有害的政治博弈，依美国人之见，正是这类政治博弈导致战争的爆发。梅特涅、俾斯麦，以及其他操作“现实政治”（Realpolitik，即植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政策）的欧洲政治人物，在大西洋彼岸人的眼里，是一群牺牲其他国家以追求自己国家权力的冷酷掮客。美国应当自我警惕，避免卷进他们毁灭性的游戏。在1796年的告别演讲中，乔治·华盛顿针对“外交势力的阴险诡计”发出著名的警告，并且问道：“为何要让我们的命运与欧洲各国牵连在一起，让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纠缠在欧洲人野心、对立、利益、品味、善变的罗网之中？”一个世纪之后，当美国已准备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告诉参议院，美国参战的目的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我提议，自此之后，所有国家要避免纠缠不清的同盟关系，避免各国陷入权力竞逐的羁绊、阴谋诡计与自私对抗的网罟，也避免各国内政受到外部影响的干预。”
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所，基辛格的论文以法国革命后的古典时期为题，这时期的欧洲和平取决于各国的权力均衡，欧洲体系的运作则有赖卡苏里勋爵（Lord Castlereagh）与梅特涅亲王这类伟大外交家的穿针引线。基辛格语带激赏地写道：“他们的目标是稳定，不是完美，而权力均衡乃是以史为鉴的古老明训，它指出除非具备防止入侵的安全保障，否则没有任何秩序是不会出错的。”在基辛格看来，一个杰出有效率的政治人物不仅要能洞悉世局，还要认清自己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有他们的利益和目标。这样的人以世界的实然层面，而非他对世界的期望，来从事他的工作。“他的手段是外交，这是一门艺术，它通过协商而非强力胁迫，借由主张调和特殊抱负与普遍共识的行动，使各个国家彼此产生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