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楠建议华府应该仔细分析美国在远东的战略与经济利益。肯楠认为在远东地区，美国最重要的工作是尽速确保对日本、琉球以及菲律宾的控制。只要美国能掌控这些太平洋安全体系，最具关键性的地区，那么美国在此地区的安全就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威胁。同时，肯楠也主张美国应从韩国撤退，并尽快结束对国民政府那些紊乱的承诺，以便华府在对华政策上，可以取得更大的行动空间。肯楠此种强调以务实态度面对中国问题的见解，不但成为他思想的主流，也构成未来二年直到韩战前，杜鲁门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当1948 年，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正在努力寻找一项妥善的对华政策之际，政策计划处也在思索对策。政策计划处乃于1948 年9 月7 日，提出一份长达三十多页重新思考并制定对华政策的报告（此报告即为学者所熟知的“政策计划处第39 号文件”）。分析政策计划处此一重要的报告，可约略分为四大部分：（一）苏联与中国；（二）美国在中国既往的角色扮演；（三）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言；（四）二战结束以来对华援助的部分清单。
前二部分充分展现政策计划处的专业外交理念，其约略诠释了苏联、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史。政策计划处首先指出苏联认为若取得中国即意味着对自由世界之斗争，已获得政治上的胜利。而且苏联可以借由中国向东亚其他地区，进行政治上的斗争。所以苏联在华的目标，就是要扩大在华影响力，最后得以控制整个中国。为达此目标，苏联必须要：其一，在中国瓦解与消灭所有的反共势力；其二，尽可能控制所有本土性的共产势力。而为对抗反共势力，苏联又采取两种策略：其一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亦是所谓的反帝国主义；其二是以要求改革和新秩序来对抗国民政府。
政策计划处指出了美国对华外交理念偏重于理想主义。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在于希望维持在华贸易的机会平等，以及保持中国的行政与领土的完整。美国也希望把中国从古典的帝国主义引导出来。不过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所坚持的理想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实现。
此篇报告最重要的是在结论部分——即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言。政策计划处分析，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已衰败到可能濒临失去江山的危机。由此而衍生两个问题为：（一）国府是否有能力自救？（二）美援能否扭转中国内战的局势？
对于第一个问题，政策计划处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十年来已证明国府缺乏政治动力。至于第二个问题，美国或许可以为之，不过这恐将是一个无底洞。政策计划处认为全面性的援华，意味明显的介入，但此举将引来更多的反抗，并会将民族主义者以及仇外者推向中共，而中共又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美国一旦介入中国，虽然可能会强化国府的军事力量，但也会增加中共的政治力量。美国越是介入中国，国府越会被中国人民视为是美国的傀儡。
政策计划处对于国府是相当悲观的，在它的眼中，全方位对国府的援助是一场资源与声誉的豪赌，而这恐怕是美国所无法承担的。尤有甚者，政策计划处预估国府失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过，这个单位提出一项对华政策可能会转变的玄机，即如何定位中共，以及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它指出共产中国不可能得到外国的大量投资，也不太可能获得苏联的协助，因为苏联本身亦缺乏资金。另外，政策计划处也强调中共将来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恐怕必须面对民族主义的冲击。因为在二次大战的战时与战后，亦即在反日与反蒋的年代，中共可以把民族主义和苏联结合在一起使其合理化。不过当脱掉反日与反蒋的外衣之后，民族主义可能会变成中共的一个烫手山芋，它意味着中共与苏联在未来的交往过程中，会引发双重压力，即是（一）中国内部民族主义者与排外主义者的不满；（二）当中共希望隐藏与苏联关系之际，也正是克里姆林宫最想施加压，并完全控制中共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