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计划处的论点明显在建议，美国的对华政策应作重大改变。这个单位希望美国在未来能利用中共与苏联可能产生的矛盾，趁机与中共接触，所以政策计划处意在言外的表示，只要美国重新取得行动的自由，就会给予美国一个机会。
政策计划处为了促成美国把握住这个的机会，于是归纳出稍后的对华政策为：美国的近期对华政策应该要朝向“灵活”的方向，其内涵包含有三点：
（一）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
（二）倘若国府灭亡，则视情况再决定承认那一个政权。
（三）尽可能防止中国成为苏联政治与军事的附庸。
在对华的策略上，政策计划处主张采取渐渐自中国事务脱身的计划。因为中国的巨大力量是美国所不能控制的，而美国对于影响中国的事务则有相当的局限性。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的力量相抵抗，就会自取其辱。反之，如果美国能对本土力量顺势而为，则影响力就会扩大。
关于苏联问题，政策计划处则评估在未来关键的五年内，克里姆林宫不可能利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来威胁美国的安全。而如果苏联帝国主义无法生存，则中共对美国的安全就不足为惧，因为中共对美国潜在威胁的意义，在于它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附庸而已。
最后政策计划处预估未来的中国，将出现一个动荡和不能依靠的因素。中国是难以预测的，美国必须避免走向死胡同，或者死守住中国的任何一个派系。当势态证明卷入纷争已不可为时，美国要当机立断以便减少损失。政策计划处认为军事援华已不可为，美国应该“效法”苏联，运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形式，争取中国民心。
总之，归纳政策计划处的对华政策有四项特质：
（一）国府的失败似乎是势已不可挡，所以美国必须与国民政府要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将来再观察中国的局势，伺机而动，一旦国府消失，则可立即从中国事务中脱身。
（二）就中国内部如人口、经济与政治上的诸多限制而言，即使中共统治中国，未必严重到威胁美国的安全。
（三）虽然中共与苏联有密切的联系，不过中苏共双方之间仍存在不少的歧异。美国可以趁中共统一中国后，尝试分化中苏共的关系，并与中共接触。
（四）文件蕴含着马慕瑞的影子，加上戴维斯以及石博思等人的色彩——即美国应该放弃传统对华的理想主义，必须以现实的角度面对未来中国可能的变化。
政策计划处此份报告分析得到国家安全会议的重视，并且成为国家安全会议的“国家安全会议第34 号文件”，以及1949 年1 月“国家安全会议第34-1号文件”对华政策报告之依据。c 而“国家安全会议第34-1 号文件”，也在同年的2 月4 日由杜鲁门总统认可同意，成为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甚至也是往后数年内，艾奇逊对华政策的两大参酌文件之一。
当然此种近似放弃中国的看法，引起军方以及中国集团的围剿。国防部长佛洛斯特指责国务院的政策是“没有政策”。肯楠对此的反驳是，虽然美国希望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独立、统一且非共的国家，但美国没有义务替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制定政策。所有的责任皆必须由中国政府概括承受。质言之，肯楠希望对华议题，将之从外交战场的焦点，转移至那是属于中国内政事务，以便为杜鲁门政府保持弹性进而得以脱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