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楠对东亚的了解与中国认知，基本上源于他在莫斯科与戴维斯共事期间。从此之后肯楠在中国政策的分析上，就借重于戴维斯。c 戴维斯提出一些对中国的看法，如他强调美国应对国府保持弹性的外交政策；建议华府应说服蒋介石同意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认为中苏共之间的关系晦暗不清，中共在所有的共产世界中，可能拥有更多的独立空间。这些论点，皆能得到肯楠的认同。也由于肯楠对戴维斯的信任，与彼此的相互赏识，所以当1947 年，肯楠被命为主掌政策计划处之时，他只要求两位伙伴必须与他共事，其中一位即是戴维斯。
（三）受到肯楠自身东亚政策考量的影响
肯楠对于战后的国际体系主要着眼放在欧洲，对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进行围堵。简言之，肯楠的基本策略是欧洲第一，重欧轻亚，而在亚洲议题上又是重日本轻中国。而此一思考模式恰好与美国的传统外交颇为一致。附带一提的是，肯楠在中国政策的制定，亦经常与白德华交换意见，两人彼此可谓是合作无间。
在论述肯楠所主持的政策计划处成立后，究竟如何规划与影响对华政策之前，有需要把1948 年国际概况对美国政府的冲击略作介绍。首先是在欧洲，2 月份捷克建立共产政权。在4 月则发生了柏林危机。亚洲亦遭受到共产势力的挑战，在中南半岛持续面临共党的威胁；在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势力，也正进行着一场反美与反政府的活动；在朝鲜半岛未能统一，金日成稍后则成为北韩的主席；在中国的内战上，战事对国府越来越不利。这一连串的危机，使杜鲁门政府中的不少官员已经意识到，一项全球性的危机已经降临到美国，战后的国际外交发展，已验印美苏两国彼此是存在着严重的歧异，美国应该要放弃战时与苏联合作的外交政策，并要极力寻求有效的防堵共产主义扩张。
杜鲁门政府内部遂兴起积极对抗共党，并强化军事力量的呼吁。例如在1948 年2 月的国家安全会议上，马歇尔警告以美国现在的力量，是无法有效对抗共产势力。艾森豪威尔也向华府表示，如果美国不强化欧洲与远东的军事力量，则必须要面对被逼从这些地区撤退的结果。其他的军事官员也纷纷建议杜鲁门总统应该立即扩大军事力量。就在社会大众的要求与政府内部成员的建议下，杜鲁门总统于是在1948 年3 月19 日的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上，保证将增加军事支出，以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
关于杜鲁门总统强调要强化美国军力的宣示，引发了军方的高度兴趣。军方对此的解读是，杜鲁门总统已准备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态度。为了把握这股反共的情绪，军方除了要求杜鲁门总统增加国防预算，以协助全球非共国家对抗苏联的扩张。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同时建议华府要积极以军援计划，协助国民政府。如前面所言，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看法是，中国是亚洲地区唯一可以对抗苏联扩张的国家。指出如果美国政府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如同美国以杜鲁门主义协助希腊一般，应该给予国民政府，短期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虽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强调军援中国的重要性，可是杜鲁门政府其他的涉华人士，则与此看法相悖离。就以肯楠为例，当1948 年初美国国内反共情绪高涨时，政策计划处在对华政策上，却提出不同的看法。肯楠不同意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把中国比拟成希腊。肯楠的结论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充斥着错误的理想主义，华府评估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时，总是充满着情绪性，这些都是空洞而不切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