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时公开提出，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这些话明显触到了博古、李德的痛处，他们不予理睬。但是毛泽东却逐渐争取到原“左”倾错误领导人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
毛泽东第一个争取的是王稼祥。长征开始时，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初愈，身体虚弱，只能坐担架行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了重伤，也一同坐了担架。行军路上，两人常常一块讨论江西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泽东尤其谈到博古、李德在战术上所犯下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也已越来越不满意，而对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愈来愈有深刻的认识。还在宁都会议的时候，他就坚决主张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现在，他更感到，要挽救党和革命，挽救红军，必须改变中央领导。他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要他活动活动。
王稼祥先找到了张闻天，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毛泽东的意见。
张闻天这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张闻天这时也有了认识。还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曾向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广昌战役后，他因批判博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同博古闹翻了。长征出发前，博古、李德独断专行，张闻天很有意见。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
如此一来，当王稼祥找到张闻天的时候，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就站在一起了。
与此同时，王稼祥还找了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人。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一些盲目蛮干的做法。朱德则从数年的军事实践中早已认识到：还是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他。作为直接在前方指挥打仗的红军高级领导人聂荣臻等人更是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感受尤深。聂荣臻回忆说：
……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第四次反“围剿”，动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使我深为焦急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那时，王稼祥同志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