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如果不是由于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五十英里，红军肯定可以越过湘江的。本来红军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全部过江，而且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他们不听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说过应该轻装前进，把多余的“坛坛罐罐”扔掉，要记住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
在湘江一带作战更应把毛泽东请出来作总指挥。这里是他的家乡，他对此地非常熟悉。年轻时代他就曾在这儿“独立寒秋”发过浩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博古一伙本来就打不来仗，又不肯向毛泽东请教，只知道蛮硬打，岂有不败的道理。
两年前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就被极“左”分子解除了兵权，离开了红军，这在他看来是非常痛苦的。毛泽东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申诉：
“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忍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即使因此得到不执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着战士的生命去做无谓的牺牲，去机械地执行命令！”
毛泽东为此被撤销了军内领导职务。
如今，他面对无数战士鲜血染红的湘江水，内心更加忧愤，同时他又在剧烈地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空前惨烈的湘江大战在红军全军上下引发了大震荡、大不满！广大将士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更是心怀愤恨，他们这时愈发怀念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刘伯承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迫切。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博古也感到事情不妙。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进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国革命事业，毛泽东不能不站出来发言了。他这时开始出头露面了。
其实早在10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就给中央军委去过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而他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在冲破敌火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批评李德指挥失误，使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李德一边承认一边却狡辩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而这时，李德也注意到毛泽东活跃的身影。他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引自李德：《中国纪事》119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