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呢？我在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有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强调要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这个思路（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还是可以借鉴的。
第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
这至少可以论列五点：
——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干部准备。
因此,说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讲所谓“第一代”,也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解,那是对讲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误读。过去我多次解释过,讲党的第几代领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说法,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属于政治概念,不是说要长期这样讲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适性。作为政治宣传,可按照中央口径讲。作为学术研究,不必强求,既可用这种说法,也可不用这种表述。这么讲了,也用不着去“上纲上线”进行批判。
第二，再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打败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