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学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一方面史料有新的发掘,另一方面视点的变化不小,有新的解读。我完全赞成多视角、宽领域地来研究这段历史,只有这样,对历史的认识才日趋全面、客观、真实。但是,我很不赞成这样两种倾向：一是胡编乱侃的戏说,将党史演义化后仍冠以党史著作，鱼目混珠。若是文艺创作就广而告之地说清楚,不要混同于党史。现在有的著作打“擦边球”,虚构许多细节和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似乎作者本人在场笔录的,以假乱真,混淆创作想象与历史真实。二是将党的历史权力斗争化,一部党史被扭曲成权力斗争史、玩弄权术史、个人恩怨史等。比如,遵义会议被歪曲成毛泽东篡夺中央权力的历史起点。这两种倾向都对青年人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后一种倾向影响更大,因为它是打着披露“秘史”、曝光“内幕”、还原“真相”的幌子,有些内容是虚构史实,片面截取历史的一段,以偏概全；或将历史人物某些缺点错误无限夸大,然后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这些片断演绎成篇,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就不堪入目,完全被“妖魔化”、“丑恶化”了。年轻人不了解党的历史,又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看了这些书不能不有一种被正规教育所愚弄、欺骗的感觉。因此,这给我们党史工作者提出了应当怎样研究党的历史的问题。
对党的历史研究应坚持科学历史观,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也应当坚持科学历史观。有感于一些著作对历史的叙述以假乱真、片面剪裁、混淆是非,因此,这里以评价遵义会议应坚持科学历史观来开题。
◎ 遵义会议与民主革命的两个14年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媒体热点之一有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问题。没想到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以遵义会议为界的两个14年的历史进程,同新中国60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可作比较。
——首先,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是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头8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的辉煌一页,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关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再次,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30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