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
公元一四六五年，明成化元年，紧紧关闭了十年的“春阳台”门户大开，里面走出了学已大成、吾道自足的一代儒学宗师陈献章。
因白沙村位居西江入海之江门，故陈白沙之学被称为“江门之学”。
“江门之学”的最大特点是不株守旧学，富有独创性。与一般恪守朱学传统的明初学者不同，陈献章注重独立思考，提倡怀疑精神：“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同时，他还强调为人为己之辨：“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之第一步。”正是这种主独立思考、倡质疑的学术贵疑精神，使他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冲破藩篱，从而使明代儒学从理学实现了向心学的转身。
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确为恰当之论。
在陈献章的宇宙观与自然观中，人的来源与世界构成皆在二气之相感。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道和天地一样均为至大，“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这种以道为天地之本的观念，接近朱熹以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不同的是，陈献章没有把道看作独立于万物之外的绝对本体，而是提出了万事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独特认知：“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进而引申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本论观点，直追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论调。
如此，陈献章提出了“以自然为宗”，进而提出他的为学之法——“静中养出端倪”。通过静坐，然后悟得心体，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就与朱熹所提倡的读书穷理、格物致知为学之法大不相同。不再汲汲于格物与读书，也不必依循他人的说教，包括孔孟程朱在内的一切先圣之言与心体比较而言，均处于次要位置，因而欲为学，就须“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
他描绘了通过静坐，求得“吾心之约”后的心灵极为洒脱空旷的审美至境：“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夫以无所著之心行于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曾点活计，鸢飞鱼跃，通过静中涵养而直达天理，这既是陈献章的学术特征，也是他的学术理想。
《明儒学案》这样总结陈白沙的学术特点与历史地位：“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与文成不作，则濂、洛之精蕴，同之者固推见其至隐，异之者亦疏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
陈白沙的心学，表面上看非常接近佛门禅宗之义。他提出的“以无所著之心行于天下”超功利审美境界，就与禅宗所倡的“荡相遣执”十分相似。与陈献章同时代的高僧梵琦，就特别强调心本体的重要性，认为心中本具一切，只要护持，觉悟此心，即可得道成佛，“无理外之事，无事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无物外之心”。
因此，他的学说引来学界不小的诟病，许多人认为其学近禅。黄宗羲为之分辩：“或者谓其近禅，盖亦有二，圣学久湮，共趋事为之末，有动察而无静存，一及人生而静以上，便邻于外氏，此庸人之论，不足辨也。”
其实，陈白沙自己这样说过：“禅家语，初看亦甚可喜，然实是笼统，与吾儒似同而异，毫厘间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贵择之精也。如此辞所见大体处，了了如此，闻者安能不为之动？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无归宿，无准的，便日用间种种各别，不可不勘破也。”
也许，真理是相通的，只是它表达在了不同的学说之中。一个欲发佛家之真如，一个想致儒家之良知，同途却异归。
牧人与狼都喜欢羊白白胖胖，但谁能说他们想的是一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