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格莱姆因失血昏迷过去时,莱契冷静地伏身越过格莱姆，掌起了机舵。10分钟后，她把飞机降落在战火正炽的柏林正中心，这时那儿的树木和路灯柱都已被清除一空，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临时清理出了一条跑道。她叫了一部车，把她和她受伤的情郎一起送到了地堡。
这就是那对天不怕地不怕的情侣对希特勒的满腔崇敬，他俩如此不惜牺牲性命、折损飞机，只为满足希特勒要当面提拔格莱姆的心愿，而格莱姆虽升为陆军元帅和空军总司令，可此时他几乎已无兵可领。莱契给戈培尔的孩子们讲飞行的故事，教他们用真假声唱歌，哄他们玩。受伤的格莱姆在地堡卧床疗伤，当希特勒亲去探望他时，他简直大喜过望，觉得“好似痛饮了青春泉”。
格莱姆的前任,惨遭罢黜的戈林,并不是唯一一个急于与西欧盟军媾和的纳粹头目。希姆莱，这个一向爱标榜自己忠于元首，被元首称为“忠实的海因里希”的门徒，早已身陷其中了。就在罢黜戈林的那一晚，自认是希特勒真正继承人的希姆莱，在波罗的海的吕贝克城与一个居中斡旋的瑞典人会谈，企图单独与西欧讲和。
这个瑞典人是威斯伯格的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瑞典国王的侄子。这次会谈促使希姆莱一举抛弃了希特勒。他之所以疏远希特勒，完全是受两个各怀异心的助手的影响。一个是费利克斯·克斯滕，爱莎尼亚出生的芬兰按摩师，他不但用神奇的双手解除了希姆莱肠胃痉挛的痛苦，还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打动了党卫队领袖的良心。多亏克斯滕，也幸亏希姆莱想在西方盟国面前表现一番，保存自己，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别国战俘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幸免于难。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瓦尔特·施伦堡，这个不为人知的前反间谍头子和希姆莱的长期助手，力劝他抛弃希特勒，如果有必要甚至还要谋杀他。施伦堡认为，只有单独媾和，也许还要利用欧洲剩下的犹太人做人质，希姆莱和党卫队才能免遭灭顶之灾，从而统治战后的德国。
经克斯滕和施伦堡多方努力，1945年2月希姆莱和贝纳多特在德国北部一所党卫队医院会面了。他们在那里接连密谈了两次，议题集中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犹太人和德国集中营里的其他犯人的释放问题。当时，希姆莱仍然唯希特勒的命是从，不但自己不敢与希特勒决裂，也容不得别人有半点不忠的意思。比方说，4月13日当得知他深为信任的前任副官，驻意大利的党卫队头子卡尔·沃尔夫将军与美国间谍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会面时，他大为震怒——后来发现，他们是在商谈意大利境内德军投降的条件。
然而,当4月22日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赴死时，希姆莱终于如释重负。他说，这个决定使得他不用再效忠元首了。第二天晚上，他和贝纳多特在柏林的瑞典领事馆里就着烛光会面了。那里的电力已被切断。很快，空袭又逼得他们躲进了领事馆的防空洞里，阴谋的气氛因而更加浓郁。希姆莱告诉他，希特勒打算毙命柏林。他估计自己会接希特勒的班，于是便授权贝纳多特通过瑞典政府向美英两国传达他的意图：第三帝国一面投降，一面继续与俄国交战，直到西方盟军赶来解德军之急。
与贝纳多特谈完之后，接下来几天里希姆莱都在认真考虑日后掌权的种种细枝末节。他仔细琢磨战后自己用来统治德国的政党该取个什么名字，还为面见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时该鞠躬还是握手讨论了一番。4月27日星期五，秉烛会谈4天后，贝纳多特通过施伦堡传来毁灭性的消息：西方不接受如此不彻底的投降，他的幻想破灭了。
第二天,希姆莱放出求和之风的消息，通过斯德哥尔摩电台的新闻广播传到希特勒耳边，地堡里顿时炸了窝。对于希特勒来说，希姆莱的背叛比戈林对他的打击更甚，戈林要接管大权至少还要请他允许。忠实的海因里希，一向忠心可鉴，这回背后捅了他的元首一刀。希特勒脸气得铁青，破口大骂他的门徒犯下欺君之罪，真是史无前例。
